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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角度上来说，至少要解决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三大类，比较包括的估计全国平均起来每个人要10万以上，换言之一亿人要落户在城市里面，也就至少需要10万亿。这笔开支的周期将是7年，每年政府要掏的钱保守估计也是1万亿以上。
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在规划中提出新一轮城镇化率的目标，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些目标中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完成的的压力不大，户籍城镇化率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资金筹集。
这次规划的城镇化率定的目标并不高，完成不成多大问题。从历史上来看，1978－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而最近这几年城镇化率的增长还高过这个数据。按照城镇化规划的目标推算，从2014年到2020年七年间城镇化率从53.7%提高到60%，相当于每年提高0.9%，每年进城的人意味对比这几年的速度是下降而不是上升了，所以完成目标问题不大。这次中央政府主动在城镇化率的目标上放慢对城镇化速度的要求，体现了政府强调市场的思路，也与经济改革放缓GDP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一脉相承。
从城市解决的就业能力来看，2013年中国新解决了1300万人就业，尽管未来7年中国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改善，服务业占比提升，每年保持在1000万人上新增就业还是问题不大。那么考虑到0.9%的城镇化率中还有部分并非是进城就业，而是投亲靠友、养老或学习的，可以说这种就业岗位提供的数量可以为2020年城镇化率完成提供扎实的基础。
之所以对城镇化率提出0.9%的年均增长水平也是遵循了城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既不能刻意拔苗助长，也不能人为压低。总体而言，还是希望从速度型城镇化路径走向质量型的城镇化路径。
目前来看，接下来的重点和难点将是如何控制好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率的拔苗助长，如何遏制住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利益冲动，依旧走速度型而不是质量型的老路。
中央政府想推动新型城镇化走质量型道路，故在目标设计中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确为45%。户籍城镇化率这一指标含金量更高，更能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以人为本的核心。户籍本身只是一个登记功能，但现在户籍已经附带了众多的社会福利，换言之，户籍人口城镇化就是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镇化，有着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等社会福利的城镇化。这是破除之前质量不高的“半城镇化”路径的关键所在。
这次应该说中央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个决心是很大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这背后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主要来源于资金筹集的压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东中西部有差别，口径也不同。但从政府角度上来说，至少要解决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三大类，比较包括的估计全国平均起来每个人要10万以上，换言之一亿人要落户在城市里面，也就至少需要10万亿。这笔开支的周期将是7年，每年政府要掏的钱保守估计也是1万亿以上。这笔资金不是一笔小钱，可见为了推进社会公平公正，中央政府依旧是有足够担当和勇气来面对这种挑战。
故如何筹集这笔资金需要群策群力。首先肯定是要用政府的财政资金，因为政府用于社会保障，乃至包括保障房在内的公共设施等财政资金每年预算也不少；其次要敢于向改革要红利，最大的抓手应该是国企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通过出现部分国有企业的资产筹集社会保障的资金；还有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到以前政府一直控制的公共设施领域，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最后，适当使用金融工具筹集这相关的资金。
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提出了目标可以完成，也有压力，故需要在接下来的实践中，鼓励各种改革创新，用改革的红利激发城镇化内需的潜力，最终构筑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作者系国际金融论坛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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