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海鹏
因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描述，“1984”被想象成“极权专制”的代名词。但在中国，这一年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一年，万科在深圳、联想在中关村、海尔在青岛起步。30年后，这些公司已然成长为中国商业界的中坚力量，成为各自行业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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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出席“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分享30年经管经验。该讲堂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系列论坛之一。
我们都下海吧
1984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对于工农业总产值4年增长10倍的深圳，邓小平给予了肯定。
看到当时形势，正忙于倒卖玉米的王石“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当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便是万科的前身。目前，万科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柳传志说，为什么是1984年，这是存在必然性的。他回忆，当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认为要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需要在企业中研究，鼓励科学院的人出来办企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认为，1984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有特殊的经济环境。当时，腐败、通胀和雾霾都不严重。国内经济改革重心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在这个热烈的年份，“我们都下海吧”成为时代的口号。
微妙的政商关系
企业在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过，如何处理政商关系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棘手的话题，其背后是精巧的关系拿捏。
“当时是一个什么环境？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行贿。当时像我们肯定是不情愿行贿，我反正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柳传志说。
1984年在中关村“下海”后，为了让企业能够安全运行，柳传志花费很多精力去适应和应付环境。经历种种刁难后，柳传志说，学会不能告状。那么如何既能不受欺负，又能够不告状呢？“千万不要惹事。”
至于如何做到“不行贿”，与处于京畿之地的柳传志相比，王石将原因归结于：深圳处于特区，山高皇帝远。王石举例说，1984年刚成立的万科，就差一点因为外汇而受牵连。
对于特区，当时环境给予了默许。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昨日现场播放了一段关于1984的纪录片，当看到35周年国庆阅兵时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幅时，王石说，即使这一幕已过去30年，但“眼泪仍在滚动”。
王石说，他曾经胃不好，每天都胃出血，就是因为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公司目前最难的就是处理中国这种讲血缘、讲亲缘、上下错综复杂的关系。
清华经管学院教授杨斌认为，在行贿和不行贿之间存在很大空间。即使是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舆论，以及其他参与者，也是需要智慧的。这并不简单是对抗或同流合污，而是“和”，也就是为企业发展创造小环境。
70岁去戈壁办农场
30岁是联想的年龄，但40岁才开始创业的柳传志已到古稀之年，但他并不讳言死亡。
“我们曾经经历过现在年轻人没有经历甚至没有想象过的苦难，但也承受住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富有。”他说，当想到这辈子值了，就不惧怕死亡。
柳传志说，他每天都会做三分钟平板支撑。长期的锻炼让他自信自己的柔韧性不比王石差。
比较起两人的风格，一个张牙舞爪，一个谨小慎微。王石说，“不论对谁，柳总都是谦谦君子，但我正好反过来，对谁都是张牙舞爪。”因为这个性格，王石跟人拍过桌子，还为之付出过很大代价。
王石曾经规划，如果70岁还活着，就去戈壁办农场，向以色列学习先进农业技术。这时，柳传志不失时机地调侃王石：“那个时候，太太愿意跟着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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