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河南代表团专访了高西庆。对于今后的计划，高西庆笑言："我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努力休息好。"
精瘦、干练、直来直去，高西庆身上并没有太多传统"官员"的痕迹。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几经"大起大落"之后，他身上唯一没有褪掉的就是学者身份。大学教授，或许本来就是他最喜欢的职业之一。退休后，高西庆将继续在清华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任教。
高西庆自称是一位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金融实干家。从1988年放弃海外高薪职位回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创建，1999年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到2003年从证券市场监管转向投资领域任职社保基金，再到2007年管理千亿美元级的主权财富基金，高西庆的职业生涯与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息息相关。
对于很多棘手的问题，高西庆都曾表示："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远一点。"那么，在高西庆眼中，中国海外投资格局如何？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前景如何？
海外投资，有人赢就有人输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歌猛进"之后，中国的海外投资开始遭遇挫折，从贸易诉讼到抗议摩擦，"走出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企业已不复当年的乐观。
"我从来没有乐观过。"高西庆说,"国有企业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好像自己财大气粗。国家在后面是好事，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
高西庆指出，有的国家，虽然不能说处心积虑地要把我们搞垮，但至少可以知道人家不是想着让你处处都好，因为各个国家从根本上说都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经济贸易可以营造多赢的局面。但高西庆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今天的世界，很多经济领域已经不完全是这种局面了，而是一种"零和博弈"（编者注：零和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有人赢就有人输，因为财富本身就这么多。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外溢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海外大量购买奢侈品，把奢侈品价格都给抬上来了，国际社会存在一定的心理失衡。
"中国过去是个穷国，许多国家都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你，那个时候有好多国际组织给中国无息贷款，甚至免费给中国捐款。"高西庆说，"可是今天不行了，他们发现中国富起来了，虽然从整体来说，人均还是很穷的，但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我们改善得快之后，便出现了心理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企业走出去，取得一定贸易、投资上的好处，还让人家都支持你，我觉得那也不大可能。"
经历过在一次次谈判后，高西庆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对方如何标榜所谓的公开、透明，当局势发生大的变动时，各个国家政府都要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说了好听的，我也笑笑而已，我们中国人走出去要保持头脑清醒。"
注册制的最大障碍
仍然是既得利益集团
高西庆在加入中投之前，已经在中国资本市场浸淫多年。2007年评选的"中国证券市场十八年杰出贡献人物"的颁奖词中如此评价高西庆："在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创设阶段，对证券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虽然已经离开证监会多年，高西庆对资本市场的关注未减。
有人把注册制比作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牛鼻子"，围绕着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炒小、炒新、炒差等顽疾也就有了新的解决思路。放权于市场，从发行到退市、从稽查执法到投资者保护，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层从"看门人"转向"监管者"。
2014年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对注册制首次做了阐述："尽管大家对注册制的内涵看法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不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股票发行审核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监管部门不对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发行时机、价格由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根据市场情况决定。"
对于注册制改革，高西庆说，"（注册制）我已经鼓吹了20多年，如果早实施，政府肩上的担子远没有今天这么重，老百姓也不用一举一动都盯着政府，赚了钱拿回家，赔了钱就来骂政府。"
对于注册制改革的时间表和具体细则，高西庆表示，这个很难说，如果有决心实现，今年就可以推动，3年之内就可以过渡完，但是如今最大的障碍仍然是能够寻租的既得利益集团。
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更可怕
回顾高西庆的过往，20岁之前，他当过铁路工人、机械厂工人。回忆这段历史时，他曾说："我们都是饥饿年代的幸存者。"
高西庆认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是后知后觉者，不如很多人聪明。
这与他出生的年代有关，由于教育等各方面约束，不像现在这样信息丰富，可选择的很多。他很庆幸一路走来的机遇。
高西庆说："在我们那个年代，选择不多，世界观形成很单一，我们只有好和坏两种选择，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人家说当年你为什么去修铁路，我说不修铁路就分到农村，这个选择很简单。到了工厂后，忽然有了上学的机会，全厂共6000人，1600人有资格报名，人人都报名，我也报，这对我来说不存在是否要去的考虑。"
后来，高西庆大学毕业，走出国门学习法律，"走的每一步也大都没有选择。"
他做的最重大的选择可能就是回国。高西庆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华尔街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在实习期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给时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的李岚清写了封信，要求挽留高西庆。但仅仅一年后（1988年），高西庆自己却毅然决然地回国了。当时，很多人劝他，说回国了就出不来了。
高西庆则表示，中国这么大，好多地方他还没去过，这辈子都逛不完，不用出来。虽然在美国的生活会很舒适，但对他这么一个外国人来说，却也没有太多创新的机会。
据高西庆回忆，回国当年，他35岁，一眼就能看到100岁时的情形，就像看一部好电影，还没看，人家就告诉你后面是什么，所有的惊喜都没了。"我就想回国，我欠中国人的，我上学全是中国给的钱，人总要有良心，我想不出什么更伟大精彩的话语。"
"草根"出身的高西庆一直恋着祖国的土地。"我很关心农民工问题，因为我自己也等于是农民工出身。"高西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每到一个工地，都会问问工人，能不能吃不饱饭。"他们说饭菜不好，我看一荤一素，比我们当年好了无数倍，可是他还是不愉快，为什么？隔壁就是燕鲍翅，有钱人坐着豪车进去吃香喝辣，对他们来讲，心理不平衡。"
"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更可怕。"高西庆说，因为人们一旦吃饱饭、达到基本生存条件之后，就有更多的追求。"延伸到国家层面也是一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温饱，迈过这道坎之后，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西庆简介：
1953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银国际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年1月正式退休，仍掌教鞭。
花絮
高西庆：幸福感是换个离工作单位近的小房子
得知记者驱车20多公里来采访他，高西庆建议记者应该骑自行车来，并且给出了大致的时间：骑快了不到一小时。从1988年回国后，高西庆就一直爱骑自行车。高西庆回忆，在搞证券市场联办的时候，从对外经贸大学，一直骑到珠市口，到中创公司，然后常常要骑到万寿路，一天之内，一个大三角。至今，他还经常骑车上下班，既锻炼身体又保护环境，只不过要戴个大口罩。
高西庆是"北京市民就近上班缓解交通压力"建议的鼓吹者。他现身说法：为了孩子上学，远处的房子能卖就卖掉，卖不掉租掉，然后租近处房子。三年前，他又把房子卖了，买了一套离办公室仅10分钟路程的小房子，没想到幸福感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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