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支柱性的财富创造领域是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但近年来，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财富创造领域不匹配却越来越严重，造成“钱荒”与“钱洪”并存、大量资金到不了实体经济、却在金融系统内空转的现象。近日，五大国有上市银行的2013年年报悉数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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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新增不良贷款191.14亿元，同比增幅25%）的年报称，制造业不良贷款增加的主因是受国内投资出口增速趋缓、产能过剩压力增大、市场需求下滑等因素影响，金属制品、电气机械、纺织等行业运行压力加大。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的主要问题则是受宏观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影响，部分批发领域企业资金紧张，收入和利润下滑。损失最大的交行还特别提到了钢贸领域的产能过剩和风险扩散问题。从工行的年报也可以看出，去年制造业的不良贷款率是1.82%，批发和零售业是3.40%，是工行仅有的两个不良率超过平均值（1.10%）的行业。
另外，中小企业也成了银行抱怨不良贷款的主要对象。工行认为，主要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市场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导致不良贷款额出现反弹。不良贷款余额增加较多的地区分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主要原因是受国内外需求疲软影响，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小微企业普遍出现订单下降、成本上升、利润下滑等问题，企业资金较为紧张。交行也认为其资产质量下滑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民营中小企业抗冲击能力弱的一个集中缩影，并非全局性的、系统性的问题。
换言之，大银行可能认为，不是银行不重视制造业，而是制造业的风险太大；制造业出问题的原因是经济环境差外加自身抗力差、产能过剩，与银行没有关系。言外之意是，银行要注意风险控制，对于实体经济就只能帮到这了。银行自身的分行业放贷数据也体现了其对制造业渐弱的支持：2012年末制造业占交行总贷款余额的19.83%，2013年这一数值下降到19.31%；工行的2013年贷款余额中制造业占比23.5%，也比2012年的23.8%有所降低。
与对制造业的批评相反，近年备受舆论质疑的金融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却未受到银行的警告。从数据看，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信贷质量不错：如工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7.3%，比去年的8.3%下降，不良贷款率为0.87%；金融业占7.2%，比去年的6.6%更有不小提升，不良率也只有0.19%，俨然是优质客户的代表。交行未给出分行业不良贷款率，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占其总贷款余额的比例也都在上升，上述占比也都大于两者产业规模在GDP中的占比（均为5.9%）。
在整个经济环境欠佳、市场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制造业、中小企业率先出现不良贷款增加属于正常现象。但因此将风险归结为制造业和大环境，也并不全面。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难道与当初“四万亿”时银行粗放、混乱的放贷没有关系？现在很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难道没有银行“一刀切”式抽贷的火上浇油？有媒体批评，制造业成为不良贷款“重灾区”，与银行在信贷资金投放过程中的不良行为不无关系，与银行经营思维出现严重问题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则受到了差别待遇，银行采取各种变通方式和手段，没有将一些实际已成为不良的贷款纳入到不良贷款范畴，这一方面是因为银行不想和自己的业绩考核过不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些领域涉及的关系重大，不宜操作。
从短期来看，金融资源涌向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交易，以及靠金融创新来搞资金交易，“以钱炒钱”，或许能令一时的资产不良率好看一点。但从宏观上看，这样做却助长了中国经济中的泡沫，令局部领域、局部区域的经济泡沫化程度加重，导致资源的配置越来越扭曲。银行是否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成熟的经济体在所有和平历史时期都会关注的一个关于银行业的问题--二百年前要求建立第一批股份制银行的英国议员们这样问；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当现代商业银行的模型成熟时卡莱尔等社会评论家们这样问；一二战期间的大萧条时凯恩斯等经济学家也这样问；二战后直至今天，每个重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和经济学者们还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在变化中。
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必须得到纠正，这是中国宏观政策应当重点关注的调整。国有大行的放贷思路和风险管理都离真正的市场化相距甚远，这也是造成制造业和中小企业不被银行青睐、资金困境加剧的一个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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