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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饭问题压倒一切之下，任何理性的改革都难以推行，何况，这些改革还只能依靠一台并不靠谱的国家机器去推行呢？
（续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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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开荒，正在全中国形成热潮。
东南沿海一带，本就是地少人多，在人口剧增之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开始重新走上明朝末期的发展老路。如福建“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这一明朝时期的描写，到了清代依然使用。
甚至，在富庶的江南平原地区，如杭嘉湖一带，也已经是“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用……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乾隆吴县志》）
江南地区解决人口、耕地矛盾，还可以依托发达的纺织业及商业，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出口。而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依然只能依靠耕地的扩张来吸纳巨量激增的人口。无序的开发，正在迅速摧毁这些地区本就脆弱的生态结构。
山东沂水县，“贪利愚民开垦”荒山，“虽种杂谷，一遇旱年，颗粒不收”；莱芜县“开山愈多，而良田之冲没益甚，草树既尽，土松石露，一雨未毕，沙石堕下，低田乃益受其害，垦一冲十，得不偿失。”（《民国续修莱芜县志》）。江西九江过度开荒，导致“林残石出”，“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则冲塌奔腾，悬崖立溃，溪港淤滞，则溢上高田。浊流入江，而沙洲暴长”。即便是此前人迹罕至的川、楚、陕交界的森林地区，大量的垦荒者蜂拥而至，防火烧荒，原始森林大面积被毁，水土流失严重，汉江因此而成为一条容易淤积、容易溃决的害河。同样的，长江也迅速变成了“黄河”，每年“夏秋间，挟泥载沙浑流而下，几与黄河无异”。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种植的玉米，在提高了粮食产量的同时，也因为种植方式的问题，正在引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关于玉米种植与水土流失，参阅张祥稳博士论文《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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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历史上一贯作为农业主产区的平原地区，盛世之下，为了开拓更多的耕地，毁塘、填沟、截河、围陂几成浪潮，甚至大规模围湖造田，或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而且酿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
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调解枢纽，洞庭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仅乾隆早期的11年间，湖面就被围垦面积高达10.7万亩。从河南、山东、江苏三省境内之黄河，，到浙江余姚县之汝仇湖、上虞县之夏盖湖、余杭县之南湖、慈溪县之荪湖等，江苏吴江、安东、高邮一带之庞山湖等，安徽的巢湖、怀宁县之官湖，巢县之焦湖，铜陵县之官塘，庐江县之排子湖，怀远县之稻湖、查家湖等，再到广东惠州、肇庆、南雄等地的海旁沙洲，大规模的围垦现象，遍及全国，无论是江河湖海，一概不能幸免。
尽管乾隆皇帝三令五申：“官地民业，凡有关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许报垦。倘有自恃己业，私将塘池波泽改垦为田，有碍他处民田者，察出重惩”。然而，法不责众，在人口吃饭压力及低效的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之下，清帝国的农业生产正在走向危险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竭泽而渔的“内卷化”发展模式，迅速耗尽了增长的红利，抵达增长的极限。
时人汪士铎感慨：“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乙丙日记》卷3）
上天的报应，是惨烈的，根本没有给“盛世”留存什么颜面。
乾隆五十三年（1788），长江发生特大水灾，荆州溃堤，全城被毁，“淹毙数万生灵”，酿成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害。乾隆皇帝为此连下19道圣旨，亡羊补牢，追究问责。
酿成灾害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围河造田：“小民趋利者，因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随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垦荒者甚至在荆州附近江面的沙洲上，“多种芦苇，以致滋蔓环生，沙洲不能测动，日涨日宽”。痛定思痛，乾隆下旨：要求“各州县亲行履勘，将所有现垸若干，各依土名查造清册存案，嗣后即以此次所查，著为定数，听民安业，此外不许私自加增。”（《清高宗实录》）
然而，在吃饭问题压倒一切之下，任何理性的改革都难以推行，何况，这些改革还只能依靠一台并不靠谱的国家机器去推行呢？
（本篇续完）
（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研究者。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李鸿章政改笔记》、《改革都有红利吗》等书。本文章系《罂粟花开》第4章）
雪珥搜狐财经专栏：岁月神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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