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我个人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中国过去几年的伤害非常大。邓小平当年的政策是企业家精神驱动的经济政策。
2009年金融危机后，我们政府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认为只要政府花钱就可要保持经济不衰落，这个某种意义上达到一定目的，但是带来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严重多。我2009年就警告过当时政府不应该刺激，该破产的企业就应该破产。只有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家精神才能焕发出来。政府需求管理经常会抑制企业家精神，误导企业家作出错误决策。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关于政府跟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中国当年的4万亿和美国的经济政策对政府定位的方式，还有欧盟国家另外一种模式，我觉得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中国完全由政府主导的，美国更多的由市场主导，欧洲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际上最好的一个活着的案例。
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当初由政府主导的大刀阔斧的4万亿做法，最后对中国社会长期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太早。现在我们更多的想办法是要把当初4万亿造成长期的结构性破坏，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尽量给他扭转一些，到底最后是不是能够软着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
另一个极端是美国的模式。2009年的时候当美国的失业处于最顶峰的时候，美国失业率2009年下半年10%左右，从2009年以后到现在就基本上一直在往下降，降到最近美国的失业率是6.6%左右。美国的劳工法是主要经济体里面最自由的，政府对劳工市场干预是最少的，就导致自由聘用基本劳工法框架下，企业基本上把需要裁掉的员工都裁掉了。美国它的痛是非常快的，但是很短暂的痛，但是接下来整个经济尤其企业阶层的复苏，从200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顿过。
欧洲因为政府干预，特别劳工市场干预，比中国、美国多很多，所以到现在欧盟经济体还没有完全从危机冲击中走出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我认为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更多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用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反周期调控，再往前走的空间明显收窄，换句话说4万亿2.0版出台的可能性空间明显收窄，而产生的负作用、社会不认同明显上升了，这里并不否定前面4万亿实践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们4万亿里有明显的结构导向，他配出了一整套的所谓的不同行业的种种要求，这都是在需求侧发力后，供给侧区别对待。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不清晰。
作者：牛智敬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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