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贸易顺差也似刀

　　（专供搜狐财经稿件请勿转载）

    1

　　谁也不敢相信，导致清帝国盛世吃饭难的一大问题，居然是看似颇为“正能量”的贸易顺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来访的英国使团不仅发现了大清国以粮食价格为核心的物价畸高（参阅本专栏《盛世为何吃饭难》），而且，也发现了这种高物价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那就是贸易顺差导致的大量白银的流入。

　　英国特使马嘎尔尼(Lord Macartney)的副使斯当东（Sir George Staunton），在其回忆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

　　对于物价上涨的原因，时人及后人多从粮食收成、人口增长进行分析，而斯当东却独出心裁地找到了白银过度流入的新角度。不幸的是，他的分析的确在理：被后世当作盛世标志的贸易顺差，不仅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改善，相反倒是推动了物价的飙升。

　　2

　　在这个百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对华贸易都呈三角形。欧洲以英国为主，将工业品运往印度，再将印度商品——最初是棉花、而后是鸦片——运往中国，之后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运往欧洲，三角对冲之后的依然存在的巨大逆差，则直接用白银输往中国填补。美洲对华贸易则是另一种三角：美洲的产品运往欧洲销售，获取白银后运回美洲，再运到中国购买茶叶、丝绸等；或者，在欧洲获取白银后直接开到中国采购。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显示，在1710-1759 年的50 年间, 英国向东方（包括中、印）出口的货物，价值仅为924万8306英镑，而运送的金银则高达2683万3614英镑，如此方能抵消进口货物的价值，贸易逆差高达290%。

　　另据该公司的资料，在1708-1757年的50年间，其因贸易逆差而向中国运送了650万镑的白银，而在1776-1791年中有具体数量记载的15年，其又运送了367万镑的白银。仅此两项，在65年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就输入了1017万镑，年均15.65万镑，折合63万银元。

　　如再加上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及美国的逆差白银流入，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马士(H.B.Morse)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估算，从1700-1830年的130年内，仅广州一个口岸流入白银综述在9千万到1亿镑，年均77万镑、折合308万银元。

　　3

　　如何填补贸易逆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难题。用印度产品对冲中国产品，就成为英国官方的第一思路。1787年英国政府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思卡特（Lord Cathcart）发布了训令：“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万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

　　这种能够打开中国大门的印度产品，最初是棉花。1740年，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巨大逆差，东印度公司试着向中国输出了1116 担印度棉花，结果大受欢迎，此后便不断增长。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产棉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只是为了弥补产量的缺口，因此，印度棉花出口到中国市场的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且行情受到中国本土棉花收成的巨大影响，波动巨大，有一年的波动幅度居然高达33%。这大大制约了印度棉花对中英贸易逆差的平衡作用。

　　尽管如此，在这个正在成型的中-英-印三角贸易圈中，中国对印度商品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印度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令印度在中印贸易中迅速获得了顺差，但这个顺差实在过于渺小，难以抵消中英贸易的巨大逆差。

　　英国人想出了第二种方式——金融。在中-英-印三角圈中，他们建立了一套金融体系，采用循环汇兑的方式，尽量减少了从英国直接向中国支付现银的比例。根据记载，到1783 年, 输入广州的白银总量272 万两中，从英国直接输送的不到1 %。但是，包括印度殖民地在内的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的贸易依然是逆差，这个现象直到鸦片战争后还继续了很多年——而并非国人通常理解的，鸦片战争后英国就取得了顺差。在平衡贸易逆差中，印度的棉花显然还是太软了，英国迫切需要一个“硬”东西。一个远比棉花更为可靠、有力的贸易平衡工具出现了：那就是鸦片。

　　4

　　盛世天朝的货币，无论是银两还是制钱，都因为制作工艺粗糙、成色不一，在交易中需经过复杂的兑换，远远不如机器铸造的西方银元，更便于使用和流通。因此，那些来自西方的巨额银元，虽然含银量其实低于中国本土的银两，“价虽浮而人乐用”，直接进入了大清国的流通渠道。

　　清代从开国到乾隆朝，货币的总趋势是“银贱钱贵”——制钱因含铜，民间往往不顾禁令，将其融化后制作铜器，谋取暴利。官价1两白银可兑换1000文制钱，但实际上只能兑换800文左右，制钱升值约20%左右。随着民间私铸铜钱日渐泛滥，逐渐拉低了钱价。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银价开始攀升，24年后（1790年）首次突破1000文大关，白银开始扬眉吐气。

　　依照常理，在巨量的外来白银加入流通之后，本应推动制钱的攀升，但实际上，一方面是私铸等造成制钱投放增速并不亚于白银投放的增速，另一方面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官方及民间对白银的刚性需求大增——笨重、价低的制钱，只能用于民间的日常生活消费。

　　在白银与制钱两种货币的供应同步激增后，天朝的物价自然开始起飞；而银贵钱贱的结果，又导致使用制钱的主力军——草根阶层，在购买力上更趋弱化，催化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草根阶层无法分享到盛世的红利，却承受着诸如物价飞涨的盛世成本，自乾隆末期开始，各地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动开始层出不穷，成为与盛世极不和谐的一幕。

   （作者系独立学者，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研究者。著有《国运1909》、《帝国政改》、《李鸿章政改笔记》、《改革都有红利吗》等书。本文章系《罂粟花开》第2章）

　　雪珥搜狐财经专栏：岁月神偷

　　雪珥的微博

　　独家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确需使用稿件或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6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