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新型经济体，需要什么经济学思想指导？是由以“三驾马车”理论为代表的“需求侧”来指导经济运行，还是从以结构性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为手段的“供给侧”来寻求良策？
在4月9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第一财经电视辩论环节中，七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学术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的讨论。
政府和市场边界之争
在需求和供给的学术探讨中出现了一些分歧，但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上，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应该避免过度刺激。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中国过去几年的伤害非常大。尤其是政府需求管理经常会抑制企业家精神，诱导企业家作出错误决策。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用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反周期调控。“再往前走的空间明显收窄，换句话说4万亿2.0版出台的可能性空间明显收窄，而产生的副作用、社会不认同明显增加了，这里并不否定前面4万亿投资的实践有很多可取之处。”
贾康称，我们4万亿里有明显的结构导向，配出了一整套的所谓不同行业的种种要求，这都是在需求侧发力后，供给侧区别对待。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不清晰。
而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则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现在对当初由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造成怎样长期的影响下判断还太早。
“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办法把当初4万亿投资所造成的长期结构性破坏等负面影响，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尽量给它扭转一些，到底最后是不是能软着陆，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陈志武说。
陈志武在发言中分别对中国、美国和欧盟三种不同的模式进行了比较，“中国完全由政府主导，美国更多的由市场主导，欧洲介于两者之间。实际上最好的一个案例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做的事非常不一样。”
“美国的痛是非常快的，但是很短暂的痛，接下来整个经济尤其企业阶层的复苏，从200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顿过。而欧洲因为政府干预，特别是对劳工市场的干预比中国、美国多很多，所以到现在欧盟经济体还没有完全从危机冲击中走出来。”陈志武说。
“我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 前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称，不管这些决定称作供给侧改革还是结构性改革，从长期来看都要考虑到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中国来说一定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商品服务定价、进行资源分配，市场作用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经济刺激很有诱惑，但我希望短期经济刺激不要阻碍中国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他说，中国领导层必须要把自己眼光放在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需求上，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而不是放在短期刺激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表示，现在中国希望减轻投资的力度，增加政府开支，增加家庭收入，如果政府需要干预，那么我觉得你首先要知道经济的根本方向应该朝哪个方向走，然后用干预的方式让经济朝着那个方向走。
进一步淡化GDP导向
新一届政府对GDP制定的“上下限”区间论引发了各界的讨论和关注。主流看法认为，中国GDP的下限取决于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随着第三产业占比增大，GDP所能创造的就业容量在增加，所以中国应该进一步淡化对GDP的关注。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是好事，不是坏事。中国经济放缓体现出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他分析到，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2013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服务业（第三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当中最大的产业。“当然他报告当中还有成千上万条其他的信息，我就记住这一点。”罗奇称，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产出比其他产业多出30%劳动力投入，意味着在过去中国实现了10%经济增长，就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
“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是7.7%、7.5%，为什么不行？” 罗奇称，如果我们把这个重心更多转向服务行业，就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不要过于狭隘地关注GDP，要关注剩余劳动力，去年的发展就说明这一点。”
张维迎也认为，今天中国GDP增长在一定范围与就业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中国2009年增长9.2%、2010年增长10%，大学生仍然找不到工作，但农民工非常短缺。这是一个结构问题，不是增长率能够解决的。”张维迎称，即使中国GDP增速达到10%，一些大学生仍然会找不到工作。
“我的意思是总理不要被就业问题吓住了，好像没有7.5%，中国就会出问题。”张维迎称，影响就业的因素很复杂，不应该相信“就业唯GDP”这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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