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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私募教父”赵丹阳在上海举行的投资策略会上表示，A股已经进入史上最便宜的时候，牛市即将开始，而引爆这轮牛市的引爆点就是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是否真会成为引领中国目前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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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再谈混合所有制的意义在哪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把“混合所有制”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的时候，部分地方出台的改革指导意见都把管理层持股或职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向之一。
其实回顾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先不论以什么目的以及最终达到了什么效果，股票市场肯定都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践行者。撇开上市公司不说，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时期“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引入职工持股，也已经开始了一轮非上市公司的“混合所有制”试验。
而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国企改革从拿小企业试验的“抓大放小”再前进一步，引入欧美流行的“管理层收购（MBO）”模式，在中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中掀起一场以建立企业长效激励机制，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代理成本高昂痼疾为名义的MBO改革。
不过，在当初比较粗放的MBO试验阶段。MBO也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管理层低价收购国有资产的合法外衣。也有不少先知先觉的社会资本，以各种名义参与到MBO的盛宴之中。这场改革也引来了朗咸平之流经济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作为那个阶段改革的亲历者，尽管也清楚这场改革所存在的草莽因素，我并不认同朗咸平的过激言论，毕竟这场MBO的改革不仅有试验的意义，也的确推动了企业更加健康的发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有些项目尽管当时可能存在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但留存的国有资本在其后的发展中，却也随着企业资本的增值和资本扩充，而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至于其推动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和职工收入增长的社会效应，则更是不容忽视。
那么，作为一项践行了多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今天再次被中央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提出来，而且被赵丹阳这样的投资大佬拔高到“点燃中国股市新一轮牛市行情的引爆点”这样的高度，其究竟引爆了什么？
我不知道赵丹阳从中看到了什么？在他的演讲中，得出这一结论的重要论据就是，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而中石化用来作为混合所有制试点的改革方案就是把它旗下的加油站引入不超过30%的民营资本。
虽然赵丹阳没有说透，但是如果这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是能从类似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央企打开一个突破口，或许能把中国经济的战车重新拉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中来。
最近十来年中国经济最受诟病的就是“国进民退”，尽管期间也曾出过不少“国x条”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要打破所谓的“玻璃门”和“弹簧门”，但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是国有资本在所有能产生垄断利润的产业或产业链的某一环节中不断壮大实力。这其中，有单纯的资本扩张，也有以资源保护和生产安全为名义进行的对民营资本的洗劫。其间最典型的莫过于发轫于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使多少民营资本损失惨重。虽说从现在的煤炭形势来看，当时的那场资源整合运动把大量中小民营资本排挤出煤炭行业实际是充当了民营煤炭资本的“解放军”，但当时的初衷显然不是为了当“解放军”而来的。
回溯1995年朱镕基提出的“抓大放小”的改革，以及1997年金融危机后调整“抓大放小”策略，“国有资本逐步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性领域退出，转而在能源、资源和重化工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主导和垄断地位，对这些国有资产进行大规模的重组。在当年，这一策略被称为“国退民进”。此所谓“退”，并非指国有经济退出产业领域，而是退缩到产业的上游地带，以形成寡头和多寡头经营的优势。”（摘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朱镕基当初的一系列改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下，对于激活中国经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改革红利得到充分的释放，尤其结合房地产“松绑”和城市化建设的拉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十年的黄金时期。尽管很多中国人把自己未来几十年的“收入”押在了住房上，但房地产发展产生的巨大拉动力引领了国民经济的全面繁荣，使得我们的基础建设和城市面貌得以日新月异的提升。当然，也就在这个“黄金十年”中，那些在朱镕基时代被策略性地引导到产业上游的国企不仅成了最大的获益者，也形成了极其强大的垄断力量。而这种垄断的繁荣也造成了一种假象，就是“国有经济也能在市场大潮中获得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拉高集权式经济作用的呼声更盛。从而使垄断国企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吸纳更多的行政资源和金融资源，进行更大规模的整合，甚至利用其强大的金融资源优势，把手从“战略产业”再次延伸到竞争性产业，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其中最典型的摸过于房地产行业，多少“地王”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拥有绝对优势的央企，乃至“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一个世界笑柄。至于垄断国企背后的其他触目惊心的腐败，则也在最近一年的反腐风暴中逐渐撩开神秘面纱的一角。
如今，当“四万亿”的鸦片药剂终于结出恶果，当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已经走出低谷，走向全面地复苏，我们才蓦然发现，自己所一直沾沾自喜的体制性优势形成的竞争力原来是一幕假象。而突破这样的假象，已经不可能再简单重复朱镕基时期“国退民进”的老路，而是要破除国企、尤其是垄断性央企的挤出效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恢复市场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届政府再提“混合所有制”并把这项早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不断拔高，显然不是为了“穿新鞋走老路”。何况“混合所有制”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鞋，中央决策层显然是另有深意。而结合目前的经济困局，我们所能猜测到的是本届政府重提“混合所有制”是在“穿旧鞋走新路”，要突破目前不断加强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对产业的垄断以及对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垄断，给民营资本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以激活民营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
尽管目前各个地方政府或央企拟定“混合所有者”改革措施中，再次祭起管理层持股或职工持股的老套路，或许又会夹带利益输送的“私货”，但现在的改革基础已然不再是2002年前后的MBO时的市场环境，再怎么夹带“私货”也不至于再像当初那么赤裸裸。正如有的企业在设计管理层持股的过程中，也引入私募股权资本的投资，从而公司股权更加多元化，相应的公司治理规则也会更规范、更科学，也更有利于保护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各种投资资本的权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赵丹阳从中石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所嗅出的“混合所有制是A股牛市行情的引爆点”不无道理，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很清晰地看到在央企层面的在混合所有制上的重大改革举措，但这要这样的改革信号不完全停留在嘴上，或许这样的“梦想”还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北京领优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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