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骨灰堂和骨灰墙的微妙区别

　　都说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但这个去处，不是谁身后想去就去的。

　　1993年，我在广州一家新闻单位当办公室主任，单位属于庙大和尚少的单位，属正厅级。说是正厅级，全单位的正式职工也不过几十号人。一从未谋面的老革命同志在北京宣武医院逝世，他属于离休干部，而不是退休干部，自从料理了这位老同志的后事后，我终于搞明白离休和退休的细微差别。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到离开工作岗位的叫离休；1949年后参加革命工作，到离开工作岗位的叫退休。其实离开工作岗位和退出工作岗位，说到底都不能再回到革命岗位，本质上没啥区别。可这一字之差，待遇不一样，其中享受国家或单位给的福利也不一样。离休，有荣誉的成份在里面；退休，没有荣誉的成份在里面。离休可以多享受一些国家所给的待遇，退休就要少很多。

　　那是个冬天，雪消又未全消，北京的寒冷像谁惹过的一窝马蜂拼命往你身上钻，生冷，生痛。我一下飞机，先到老干局报到，然后直奔宣武医院太平间。按照那个年代，工作热情的指数来看，可评得上是个革命的孝子贤孙。

　　宣武医院，专有一乡下老头，是负责给死者化妆的。他穿一身黑袄，胡子拉喳的，半蹲在死者旁，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化妆盒，先是往手上吐一口唾沫，又拿出粉扑，左一下，右一下，死者脸上立马装修出一团神采奕奕。人是衣裳马是鞍，化妆不化妆就是不一样。然后就是在停尸间的一墙之隔的冷冰冰的房间，举行告别仪式。说是告别仪式，也就是老干局的两个人加上三个家属和我，程序老一套，默哀，放哀乐，念悼词。然后移尸到殡葬车，再拉到八宝山的焚化炉火化，就这么一过程。然后是挑选骨灰盒，当然像请贵客点菜一样，越贵越好，反正骨灰盒由单位实报实销。死者家属精挑细选，选了一个雕刻精致的骨质骨灰盒。我本以为事到此，算是一段白事告一段落，谁知死者家属又提出，他爹属于XX级，骨灰应入住八宝山里的骨灰堂，不能摆在八宝山的骨灰墙。我说，反正人都死了，放在有琉璃瓦坐挡雨帘的骨灰墙和放在由一栋栋房子里的四周也是摆满了骨灰盒的骨灰堂又有多大区别？对方看来不但对官场的级别精通，对阴间的事也知道个八九，骨灰堂规格高，骨灰墙规格低。家属执意让我再打个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

　　跟室内的骨灰堂专柜相比，骨灰墙在外面风吹日晒，就是不一样。

　　任何单位里的办公室也都是干这种活的。何况我所在的这家单位，级别高，兵少，许多粗活就必须亲自干。也没什么人可指挥，我又属于那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揉在一起的办公室主任。你都得受，迎来送往，红白喜事，吃喝拉撒。领导交办，群众意愿，男人发牢骚，女人来耍赖，大官发大脾气，小官发小脾气，干这活也好，多多少少能培养一点修养和道行，知道什么是人情世故，什么是江湖规矩。

　　按照死者家属的意思，我郑重其事地又打了一个报告。说实在的，最难办的就是这类处于入骨灰堂和骨灰墙之间的骨灰盒，努力办，打打报告，托托人情，就进了堂。不努力，不找人，不打报告，就入了墙。人家要坚持，办公室主任也犯不着在这不是原则的问题上伤和气，愿放哪放哪，别让我背回单位就行。报告很快批下来，家属如愿以偿，那方骨灰盒终于摆进了八宝山骨灰堂。

　　在北京返回广州的波音747飞机上，我看窗外，白云一卷一卷地从机翼下飞走，太阳赤裸裸地照在云层上。下面的村庄、城市、高楼、烟囱、高架线全都看不见了，高山、大河、森林也看不见了。我想，人要是想不开，死了也给多少后人找麻烦啊，看看那越来越清晰的白云，看看那越来越模糊的大地。一个人，你摆在那，真有那么重要吗？更何况是一盒骨灰。飞机突然颠簸了一下，我嘴里胡诌了一副对联：生也贵重，死也贵重，生死都贵重；病也值钱，老也值钱，病老都值钱。横批叫：没辙。

　　一个人在一个机构内存活，一辈子就得干许多没辙的事，没辙也得干，这是规矩。

　　（本文作者田炳信，原新华社资深记者，现任香港《成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