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开金融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以市场化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至少存在三大瓶颈，分别是金融政策、土地政策和财政政策”4月19日下午，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中国新城镇开发有限公司副主席左坤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二: 城镇化与投融资”环节做出上述表示。
左坤指出，从国开金融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以市场化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至少存在三大瓶颈：
第一就是金融政策的瓶颈。因为城镇化投资周期很长，即便有收益可能也是在后面，如果我们按照现行以房地产融资为特点的商业金融举例，比如说两三年的短期融资，根本就不能能支撑整个城镇化建设。“所以我们感觉做新兴城镇化的项目，如果没有八到十年长期低城镇的融资，那么就不要做了，因为至少五年之后才能产生回报和收益，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如果贸易做，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么就是找死。”
第二就是土地政策，土地政策要配套，做新兴城镇化要对原有的土地限制有一个重新的规划和定位。左坤表示，现在国家的土地管的很严，一刀切，所以现在要获得政府审批周期是很长的，这种还涉及到土地指标调整问题，所以我们土地政策要进行调整，使七更加因地制宜，更加具有弹性。“同时现行土地政策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严格的把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是割裂的，一级开发政府来做，然后就是招拍挂，这样的后果就是地价越来越高，不利于整个区域的统筹和开发。比如说现在在一些地方做一些实施项目，有很好的主体和规划，统筹实施有很大的面积，但是做完了之后收益就没有很好的保障，这么实施的主体是一个综合运营商，他不愿意高价格去拿地，所以就使得整个区域的开发四分五裂，缺乏一个统筹。”
第三就是财政政策。实际上城镇化的投资周期很长，支出非常大，所以在财政方面要给予相应的支持，第二在土地收益方面，“我们实际上建议地方政府一定要因地制宜，要有一种开放共享的利益机制，否则如果我是一个综合运营商，我到这里来不能分享这个区域发展综合收益，就没有动力，没有积极性去很好为这个区发展去操心和投入，如果我们的定位就是一级开发商，如果我做完了就走人了，跟我没有关系，地拿不到未来的收益跟我没有关系，自然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为市场化的融资提供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应该是在金融政策、土地政策、财政政策方面，要进行比较大的创新和突破，这是我们的一些体会。进一步讲国开金融这几年我们在全国依托开行的网络优势，资金的优势和政策的优势，我们其实是在努力做一些探索，我们现在做法是点面结合，面就是通过融资的能力，支持一些政府支持一些好的机构，同时自己在一些地方做一些示范，用市场的方式来做。所以说我们到一些地方会和政府和一些双方共同认可好的机构，搭建一个混合平台，这个符合三中全会的要求，符合所有制，政府入股，我们入股市场化机制也入股，用这个平台来负责这个区域的开发，政府给政策，开行给钱市场化机构来操盘，就把政府的政策优势开行的资金和理念的机制，以及市场化的机制和谈对的优势很好的结合起来。”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同举办，财经网首席媒体支持，于4月18-20日在上海美兰湖举办。
左坤发言实录如下：
王波明：下一位就是重头人物，就是咱们的左总，他来自国开金融，是国开行底下很大的子公司。而且是跟城镇化，有好几摊城镇化的业务，所以国开行和别的银行还不太一样，你们还不能说自己是商业银行，你们更多是政策性银行。
左坤：我们的策略是以市场化方式来服务国家的战略，所以从现在官方的表态和国务院的定位是商业银行，但是我们是独特的商业银行。
王波明：您承担了很多政策性的贷款，就是包括贴息等等这一方面都是要做的，您就来谈谈对城镇化和投融资，甚至您得介绍一下，你们现在业务规模有多大了？
左坤：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觉得我们今天开放式对话的主题很好，城镇化和投融资，应该说城镇化大家都知道要花很多的钱，所以钱从哪里来，投融资其实是一个基础和关键，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由谁来买单？的问题。
简单来讲，城镇化的成本，无外乎两个渠道，一个是政府买单，一个是市场买单。这个跟我们的论坛主题，“政治和市场”是高度契合。政府买单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直接出钱，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平台，国有企业来支持。所谓市场买单，就是由市场化的机构，也包括我们的国有企业，地方的民营企业，也包括外资；就是这两个通道。但是从目前全国的情况来看，当前的政策和经济形势来看，我们觉得城镇化的投融资顶层设计、统筹的谋划和实施还是不够的，应该说从政治买单、从市场买单这两个方面是存在很大的压力。下面我简单再进一步说明一下。
首先讲政府买单，其实过去十几年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上是一个以政府主导推动的模式，应该说这种模式其实是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我们不能否定他，他是客观存在，是合理是必须的，但是他也带来了一种结果，或者是一个后果，就是政府的债务现在确实是比十多年前大幅度的增加，所以新一届政府把控制地方政府债务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现在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比如说重点几个方面：第一是从金融机构来讲，是从整体上是在收缩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第二个是从政府方面来讲，现在中央也有要求，要把政府债务的增长要纳入对地方党政的考核，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同时也要求省一级的政府要对辖区各级政府的债务要负总责，这个就是巨大的压力。
现在我们了解很多的省份，以前省里是不管地市和县的融资，现在都要管起来，要审批，对于总得规模和期限都要审批，这样一来就带来阶段性的情况。现在很多的地方，因为和地方政府开放合作很多，现在感觉地方在推动城市化和城镇化建设方面，是有心无力。因为政府的融资没有钱，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有些地方政府领导可能更加消极，觉得我就不要做了，做多了可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意愿也不足。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我们觉得还是要客观去看待。应该说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对政府的债务，地方平台还是否定的渠道，我们要客观看待。应该说中国当前发展的接待，政府融资、中国融资平台还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总理也在讲中国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债务率和欧洲、美国比有很多的空间，我们现在是50%到60%，可是西方都超过100%，日本更高，所以我们有相当大的空间。所谓我们后续对政府融资使之高效的运作，不像以前大包大揽，要使他的钱高效精准投向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个是从开行的角度来看待，因为政府的信用是要积极发挥作用。包括田司长讲从发改委角度是鼓励规范的发展，在过去两年，发改委金融司在整个金融收紧的情况下通过企业债的发行，对支持各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刚才司长讲发了六千多亿，这个到地方是可以用到资本金，他的资金使用效率是很高的。这是在政府买单方面。
市场买单，就是中央政府鼓励希望把社会资金引入城镇化领域，这是很明确的政策取向，但是实际上客观说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为什么不好呢？就是现在在战略方向上确定下来，但是在正确机制安排方面没有做好，所以使市场机构参与城镇化建设缺少一个稳定和明确的政策和机制保障的环境。因为这个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是要生存和发展的，他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首先要考虑自己投资的安全，其次是要获得收益；但是现在可以这么讲，咱们现在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方面缺乏保障，所以在过去几年很多企业都觉得新兴城镇化是一个方向，都想做，但是真正参与进来很少，提前进来的一些企业，我看做得都很简单，甚至是非常痛苦。从国开金融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以市场化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至少存在三大瓶颈。
第一就是金融政策的瓶颈。这一点我们感触很深，因为城镇化投资周期很长，即便有收益他可能也是在后面，如果我们按照现行以房地产融资为特点的商业金融特点。比如说两三年的短期融资，根本就不能能支撑整个城镇化建设，所以我们感觉做新兴城镇化的项目，如果没有八到十年长期低城镇的融资，那么就不要做了，因为至少五年之后才能产生回报和收益，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如果贸易做，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那么就是找死。罗甸施总开始的时候，施总他们做的很辛苦，所以十年前他们有长期资本的支持，所以他们做得是更加的轻松更好，这是第一个。
王波明：第一个问题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国开金融是股本金形式还是贷款形式的？就是你们这个机构。
左坤：我们是一个投资的平台，我们的钱都是股本，但是我们现在在各地做城镇化的项目，我们的基本的模式是投贷结合，比如说一个项目我们的钱是资本金，但是进来是可以拉动贷款，是一揽子的方案。
王波明：贷款的期限长吗？
左坤：很长，我们的国开行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这很关键。第二就是土地政策，土地政策要配套。因此做新兴城镇化要对原有的土地限制有一个重新的规划和定位。现在国家的土地管的很严，一刀切，所以我们现在要获得政府的审批是很长，这种还涉及到土地指标调整问题，所以我们土地政策要进行调整，使他更加因地制宜，更加具有弹性，同时现行土地政策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严格的把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是割裂的，一级开发政府来做，然后就是招拍挂，这样的后果就是地价越来越高，这个是反哺政府更好用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整个区域的统筹和开发。比如说现在在一些地方做一些实施项目，有很好的主体和规划，统筹实施有很大的面积，但是做完了之后收益就没有很好的保障，这么实施的主体是一个综合运营商，他不愿意高价格去拿地，所以就使得整个区域的开发四分五裂，缺乏一个统筹。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罗甸新镇就是在上海市政府非常好的支持下，一个统筹规划统筹实施很好的典范，土地政策。
第三就是财政政策。实际上城镇化的投资周期很长，支出非常大，所以在财政方面要给予相应的支持，第二在土地收益方面，我们实际上建议地方政府一定要因地制宜，要有一种开放共享的利益机制，否则如果我是一个综合运营商，我到这里来不能分享这个区域发展综合收益，就没有动力，没有积极性去很好为这个区发展去操心和投入，如果我们的定位就是一级开发商，如果我做完了就走人了，跟我没有关系，地拿不到未来的收益跟我没有关系，自然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为市场化的融资提供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应该是在金融政策、土地政策、财政政策方面，要进行比较大的创新和突破，这是我们的一些体会。进一步讲国开金融这几年我们在全国依托开行的网络优势，资金的优势和政策的优势，我们其实是在努力做一些探索，我们现在做法是点面结合，面就是通过融资的能力，支持一些政府支持一些好的机构，同时自己在一些地方做一些示范，用市场的方式来做。所以说我们到一些地方会和政府和一些双方共同认可好的机构，搭建一个混合平台，这个符合三中全会的要求，符合所有制，政府入股，我们入股市场化机制也入股，用这个平台来负责这个区域的开发，政府给政策，开行给钱市场化机构来操盘，就把政府的政策优势开行的资金和理念的机制，以及市场化的机制和谈对的优势很好的结合起来。从头开始做，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运营，我们再整合国内外好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罗甸新镇，我们现在和主席实行了战略合作，我们入股了他在香港这家公司，叫中国新城镇，是这次论坛的承办方，中国新城镇过去十年我们看到国内新型城镇化为数不多的优秀公司，罗甸是他们的第一个开山之作，所以我们就希望依托开行的品牌优势把这个公司做大做强，做成全国的典范，为整个新型城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我就说这么多。
王波明：谢谢。您国开金融资金来源是全资的国开行的自公司吗？
左坤：我们现在资金是100%来自开行，我们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注册资本金，我们政策资本金500亿，开行给了我们十分之一；第二是债务资金，这个本身是投资公司，我们是可以发债可以借钱，如果按照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我们至少可以再建500亿，包括今天可以进入银行市场，我们要发企业债，我们要自己发债，通过发债筹资资金来城镇化建设。第三个钱是管理性资金，因为国开金融定位是做出一个一流的投资和管理机构，就是把钱好花好，再去管理别人的钱。中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咱们政府的储备，咱们社会资金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通过自己的钱和开行的优势我们形成很好的品牌，一些很好资产的组合，以及很好的管理能力。所以下一步很多保险公司，社会租金都找我们，希望通过开行的平台和政府合作的平台，以及网络和项目的优势把钱给我们，我们来管理，然后再投向城镇化，如果我们的注册资金债务资金，是有限的，但我们的管理资产是无限的。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
作者：黄玉兰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