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莲珂（化名）身上已经看不出农村妇女的影子。
她在2006年与一位现役军人结婚后，并没有像村里的大部分出嫁女人一样，离开家乡——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宋营镇南辛庄村，到夫家居住。所付出的代价是，赵莲珂一直在村里被当作“隐形人”，无法享受包括征地补偿在内的村民权利。
为了维权，赵莲珂在八年间持续上访，却无效果。如今，她的包里随时准备着一副口罩，以逃避截访人员。
像赵莲珂这样，农村的出嫁、离婚、丧偶等妇女，被称为“农嫁女”，如今，它几乎成为土地权益受损的农村妇女代名词，她们被村委会或村民小组沿用村规民约排除在集体成员之外，被剥夺了本应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
农嫁女们长期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也未被纳入官方的权威统计范围，具体人数无从得知。但一些零星披露的信息，可令人窥豹一斑。据浙江省妇联的不完全统计，该省现有农嫁女43万多人，主要分布在城镇郊区。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自2004年到2013年底，接到关于农嫁女权益纠纷的投诉600余起，涉及3万多人，这些案例几乎覆盖全国。
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皆明确规定，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土地权益，但是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分散，缺乏可操作性，难敌“男娶女嫁”、“从夫居住”等传统观念影响。
从表面上来看，农嫁女问题的出现，是歧视妇女的传统观念与陈旧习俗作祟，但深究其根源，却折射出中国集体产权制的先天缺陷以及基层治理难题。
被抛离集体的农嫁女
赵莲珂的家坐落在石家庄东郊一片已相当城市化的社区里，大片的回迁房和商品房正在拔地而起，周边已经没有耕地。
2006年开始波及这个小村庄的城市化改造像是一个分水岭，赵莲珂这样出嫁而没离乡的农嫁女，开始被抛离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和哥哥同样身为村民，赵莲珂的丈夫和孩子没法在村里落户，也没有宅基地，村里拆迁时她不能像哥哥那样分到三套回迁房，属于她的承包地在被征之后也没有给任何补偿。
如今，赵莲珂和已经退伍的丈夫陪伴着她的父母，居住在哥哥的一套回迁房里，9岁的儿子在村里的小学上学。一家人每月要向哥哥支付400元租金。
在南辛庄村，并不止赵莲珂有如此遭遇。实际上，出嫁却未离村的女性按结婚的时间被分成了三类：1996年以前就留村的和男性村民享有同等待遇；1996年－2005年留村的享有部分同等待遇；2005年之后留村的则不享有任何待遇。“这和1996年前后城乡户口可以自由流动政策和2005年通过的村规民约有关。”南辛庄村委会副主任张振桥说。
2005年7月30日，南辛庄村通过村民大会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村规民约。其中第11条、12条规定：“有儿户不允许招上门女婿，自行招入的，男方不准迁入户口，女方自登记日起，半年后不享受村民待遇，所生子女不报户口。无儿户允许招一个女婿，户口可迁入享受村民待遇，自行招入第二个女婿的男方不准迁入户口，女方自登记之日起半年后不享受村民待遇。”
当时还是普通村民的张振桥也参加了这次表决。据他回忆，南辛庄村有200多户1000多人，“如果说有700人去投了票的话，应该有400多票都是赞成票，达到了《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
赵莲珂2006年结婚后，为了照顾有病的母亲没有离村，也未迁出户籍。这年12月1日，赵的儿子出生，未能在村里落户。在同年开始的村庄改造中，村规民约开始生效，1996年以前留村的七八个农嫁女分到了耕地、宅基地的补偿款和回迁房，1996年－2005年结婚的四五个农嫁女可以按成本价购买一套回迁房，而2005年以后留村的100多个农嫁女则未获得任何补偿。
“城乡改造之后，户籍还留在南辛庄村的闺女户从80多户增加到100多户，都要来分征地补偿和回迁房，但按村规民约和过去的传统，她们应该在夫家分地分房，如果娘家也给她们，这对其他村民不公平。”张振桥说，他膝下有一儿一女，女儿同样留在了本村，拆迁时也只有儿子分到了三套回迁房。
但在赵莲珂看来，选择在娘家还是夫家居住是自己的权利，村中并无权力剥夺她的集体成员权，她联合其他四个农嫁女家庭，从2006年开始了维权之路。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慧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2009年，各地农业部门受理的涉及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纠纷在1.1万件以上，2010年全国妇联系统接受土地信访超过1万件次。广西南宁市郊曾有1200名妇女联名来信要求解决土地补偿款问题。青海西宁一年用于截访农村失地妇女的资金达数百万元。
据调查报告统计，2010年全国失地的农村妇女占21％，比例高于男性9.1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京津沪农村妇女失地情况最为严重，近四成农村妇女没有土地；与男性相比，中西部地区无地的性别差异最为严重，无地妇女的比例均为男性的2倍以上。
从未分到土地、因婚姻变动（包括结婚、再婚、离婚、丧偶）而失去土地是农村妇女无地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以上两项合计高达70.1％。而各地妇女最主要的失地原因存在较大差异，在土地资源匮乏的西部，从未分到土地的妇女占50％；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因婚姻变动失地的占59.8％；在土地价值高昂的京津沪，因土地流转、征用、入股而失地的妇女占64％。
谁来监督村规民约
赵莲珂等人向村里争取权益失败后，开始到各级政府讨说法。“乡镇、区里、市里都说这是村民自治的问题，督促村里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商议解决，但却一直没有开成。”赵莲珂说。2011年6月30日，赵莲珂等人征集到村里19个村民代表中的17个签名同意她们的《请求书》。“但是后来村里给代表做工作后很多人又反悔了。”赵莲珂说。
除了申请政府对村规民约进行行政复议，赵莲珂等人还向法院起诉村委会。“法院说不能受理，说是高院有相关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案应由村民自治，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赵莲珂称。
事实上，2005年最高院就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属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的案件，法院应予受理。然而，这一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地。
据河北省邢台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马维东介绍：“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的实质是集体成员资格的确定问题，而其取得和丧失目前又没有明确的法规政策依据，导致各地在是否受理上进退两难：大部分法院采取不予受理的做法；有的法院虽然受理并作出判决，但判决的结果各异，标准不一。”
“村委会组织法对村规民约等村民自治手段的规定，给行政、司法等救济手段造成了很大障碍，所谓‘区长、市长叫不动村长’。”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指出。
“目前对村规民约的审查和监督力度不够，没有具体哪个部门来审查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出嫁女要求分配征地补偿款，往往触犯了其他村民的利益。对于此类纠纷，基层政府部门为避免更大的矛盾和纠纷，会以‘村民自治’为由不予干预。”美国Landesa农村发展研究所驻北京的专家王晓蓓说：“即使法院立案并判决出嫁女胜诉，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在现实中，也有农嫁女获得司法救济成功的案例。
2013年10月，浙江乐清虹桥镇东街村的80多名农嫁女就因为集体经济分配款将村委会告上了法庭，乐清市法院最终为60多名原告以一人一案立案。
“这个案子法院能受理，与温州市去年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有直接的关系。”原告代理人、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徐维华介绍。温州市中级法院于当年出台了《关于为温州市农村综合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规定，“保护‘农嫁女’合法权益，当她们户口在本村且在承包时拥有土地的，在征地补偿安置中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请求享有其他集体经济收益同等分配权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而依据1992年出台的《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 “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的, 即可加入为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徐维华认为：“这对农嫁女的社员资格也形成了支持。”
模糊的财产权
在温州的这起案件中，法院根据每个农嫁女的不同情况作出一审判决，除了部分撤诉者以外，有16人胜诉、34人败诉。今年3月，此案进入二审程序，目前正等待宣判。根据《财经》记者了解的案件审理情况，法院花了很大精力去调查农嫁女在夫家和娘家是否享有“二次村民待遇”。案件审理中，村里曾提出给农嫁女们解决一半村民待遇，徐维华得知后反问：“有一半权利的公民吗？”
探究农村妇女失地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集体所有制的先天缺陷。
现行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一种“政社合一”、“政经合一”的独特体制，若论性质，它既不同于企业法人，又不同于社会团体，也不同于行政机关。从另一方面说，它既是经济组织，又是重合于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这种体制对集体经济造成的最大障碍在于其产权模糊不清——“集体”是谁？谁代表“集体”？
一般而言，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权利。在集体经济发展沿革历史上，所有权经历了从农户到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和人民公社（乡）不断上移和下移的过程。
在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农业税取消后，乡镇一级政府在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分配中丧失了事实上的收益权，“三级所有”的最高一级已经虚化，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分散于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两级。
与所有权紧密相联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自然归集体成员所有，这也构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内核之一——按照成员权分配，即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分享其收益。然而，成员权如何确定，并没有清晰的法律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根据各村的村规民约加以确定，有的地方以户口为标准分配土地，有的地方以实际居住为标准分配土地，致使部分农村妇女出嫁后在土地权益方面两头落空。
此外，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限制了土地随个体成员而流动。“对于农户中每个家庭成员的土地权利，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土地承包经营证书上通常也只有男户主的姓名。一旦妇女与其所在家庭的关系发生变化，比如出嫁、离异或丧偶后再婚等，她们很难将其原本所拥有的土地份额单独分割出来，使其土地权益难以得到切实的维护。”王晓蓓说，“农嫁女还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土地权益、征地补偿分配权应该由谁来掌握，是村委会吗？”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看来，成员资格不清导致收益权不清，正是集体难以梳理集体内部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因。
随着当前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土地价值已经显现，为获得更大的收益，很多农村地区开始实施土地股份合作制，这虽然解决了如何把收益留在集体内部的问题，但是对集体制的内核并没有做任何改造。
探索解决方案
虽然在界定集体成员权问题上，目前尚无国家层面立法成果，但现实矛盾却不容回避，各地也试图找到解决农嫁女问题的方案。
赵莲珂所在的石家庄南辛庄村，在区政府的压力下，最终给农嫁女的孩子们都上了户口，使他们得以在当地入学。“后来还给她们都办理了失地养老保险。”张振桥说。但赵莲珂对获得了养老保险这个说法予以否认。
“对于赵莲珂要求与男性村民一样分配三套回迁房，宋营镇已经规划在南辛庄、西仰陵两个村筹建‘闺女楼’，到时她这样的农嫁女都可以分配或者低价购买一套住房。”宋营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张振华说。虽然建“闺女楼”的方式，仍然低于正常的村民待遇，但属于村里一个让步，这也是石家庄市在城乡改造过程中常用的争议处理办法。
“河北各地的政策、做法都不同，在信访和司法困境之下，各地的妇联通过和一些职能部门合作，石家庄新华区通过人大、邢台市通过法院、秦皇岛昌黎县通过民政部门都创新过一些解决方案。”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任吴美荣说。
2005年，石家庄新华区西三庄乡西三庄村进行股份制改革，按村里规定，2005年10月31日以前出生，是本村原村民户口的就被界定为股民，享受基本股、工龄股和年龄股。而村里有83名户口没迁走的农嫁女完全符合条件，却只得到基本股，相当于半个股东，从而引发了这些妇女的不满。
“区妇联介入后，发现这个村的两委班子其实愿意给农嫁女村民待遇，但大部分村民不愿意。”新华区妇联主席王帆说。村两委按照股份改革后的议事程序，将这个问题多次提交股东大会讨论，但因为这83名出嫁女在股东中所占比例小，反复讨论，却没有得出结果，问题一直拖下来。
“这种情况下找法院和律师都没用”，王帆想到自己是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和西三庄村的村支书都是区人大代表，就想通过区人大法工委去村里做工作。通过人大代表到村里和村民代表座谈，83名农嫁女终于在2009年6月得到完整股权。
在邢台，北辛庄村的离婚再嫁女吴文英最近收到了丘县法院追缴的7万余元土地征收补偿款。
邢台市中级法院在省、市妇联的推动下，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最高院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于2010年制定并出台了《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在邢台辖区内的两级法院实施。
“审理意见对农村土地收益分配案件的受理范围、三项费用的处理原则、安置方案确定时的理解、成员资格取得和丧失的几种情形等内容予以了规定，尤其对涉及出嫁女（包括离异、丧偶妇女和入赘婿及其子女）的各种土地权益保护情形，都做了详细规定，便于操作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妇女土地维权法律依据不足的困惑。”邢台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局长马维东说。
在秦皇岛昌黎县，民政部门曾出台文件规定对办理离婚的双方当事人，有告知其财产权利的义务。“这对于明确农村女性的财产权，并促进其维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美荣说。但是，对于民政部门介入家庭的财产分割是否具有合法性，即使在当地政府内部，也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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