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支出总规模来看，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长快，近几十年来都超过财政收入，留有赤字，然后通过发债来填补，因而赤字和债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2013年全国财政支出139744.26亿元，增长10.9%，快于财政收入0.8个百分点，收支总量相抵，差额12000亿元。2014年预算赤字13500亿元。与税收不同，政府债券由个人自愿认购，由政府还本付息，但仍然是把个人收入转作政府收入，由政府支配和使用。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情况下，隐含着对个人的剥夺。因此，减少政府支出规模应当从稳存量，减增量着手，控制新增支出的规模和速度。
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虽然近几年有所调整，一是增加了用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支出，但力度不够，如，2013年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14.2%，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6.4%，但教育、科技、文化支出均明显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住房保障和节能环保支出还是下降的；二是出台了一些减免税政策，如，最近出台的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提高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税额6万元进一步提高，并期限延长至2019年底。这是一大进步。但问题依然不小，可改进的余地很大。
一是财政支出中用于生产建设的比重仍然偏高，而用于生活福利的支出仍然过少，仍然没有走出“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模式。尽管近几年的统计数据不再列示经济建设支出，但用于生产建设的规模和比例过大，再加上国有企业的巨大规模和强势扩张，意味着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决定作用，阻碍着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削减经济建设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离，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的重要途径。
在生产建设支出中，还有一个没有列入其中的特殊项目，即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据上市公司披露，去年A股1277家获政府财政补贴741.36亿元，平均每家5800万元，比上年增加30%左右。其中，超过10亿元的有8家，可见，财政补贴成为上市公司获利的手段之一，也是上市公司业绩兑水的一个办法。
在政府支出中，行政经费支出规模大，增长也不慢，1980年占财政支出的5.43%，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近几年有所减少，且改成一般行政服务支出，2012年的占比仍然超过10%。其原因在于，一是政府人员过多，而且不断膨胀。中国到底有多少公务员，国家财政到底供养了多少人员？据《凤凰周刊》的文章说，“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 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6000万相当于英国的人员总量！相当于23.5个纳税人养活一个官员，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10.8个官员，而印度是69个纳税人供养1个政府雇员。按人口计算，中国高于日本而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按GDP计算，美、日、德、英分别是1.56人、0.95人、1.33人和2.8人，中国分别是后者的10倍、7倍、8倍和4倍。实质的差距该多大！
如果再做一点具体比较，问题也就不难明白。纽约市1800万人，GDP26000亿美元，设市长1人、副市长3人、议长和副议长各1人。东京1300万人，11000亿美元GDP，设市长1人、副市长1人、议长、副议长等4人。而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市领导41人，市委书记1人，副书记4人、常委11人；市长1人、副市长8人、市长助理4人、人大主任1人、副主任8人、政协主席1人、副主席9人。这么多官员，不干点事，不发文件，不干预市场，不管制社会，那才是怪事。可见，政府机构改革，关键在于大幅度裁减官员；人员减不了，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仅官员人数太多，而且官员花费也过高。按国家领导、省部级官员、司局级干部，每增加1个人需要增加的费用何止百万、千万。据一位纪检老干部讲，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退居“二线”，原来6－8万元的“首长办公费”照常享用；中央领导退休后，专车、服务、警卫等全部保留，甚至外出还要继续实施航空管制。
最近，媒体披露了很多贫困县盖豪华办公大楼的事情，如果到全国各地看看，最气魄、最漂亮、最豪华的大楼，非政府和金融机构莫属。不要说贫困县，看看中央各部委也就知道了。不仅如此，各政府部门都有属于自己的宾馆饭店、干部培训中心，很多还有供领导设宴的单独餐厅。且不说滋生了奢侈腐败，一个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进步发展，在我们这里却倒退了回去。
政府花钱的一个办法是政府采购，但现行的政府采购浪费惊人，不仅是财政资金低效率的重灾区，也是腐败高发的重点区域。在“只买贵，不买对”的政府采购下，既倒了一批官员，也坑了一批企业，更激励了人们的非生产努力。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田禾提供的数据，一项针对广东、黑龙江、江西、福建四省政府采购的调查显示，购买的15190件商品，按市场价计算需花5860万元，实际支出了7934万元，多花了35.4%的冤枉钱。所以有人说，“现在的政府采购，往往要多花1/3的钱，买的却是不对路货”。目前，政府采购已经超过1万亿元，占不到GDP的3%，如果达到国际平均10%的水平，如果不能实行“管办分离”，变内部操作为公开化，比如引进社会中介机构，并加强问责，那么，会造成多大的浪费！
需要指出的是，新领导执政以来，反腐的力度很大，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大家的赞许，深得人心。但一些官员担心害怕，甚至慌慌不可终日，一些工作无人负责。可见，任何一个政策效应都有正负两个方面，切莫只看到好的一面，而忽视了不好的一面。腐败的汹涌和蔓延是制度的毛病而非人性的缺陷，现有的办法既不可能遏止，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数经验证明，建立一套财产公开、社会监督的治理机制，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摘自天则经济研究所《2014年第1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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