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供搜狐财经稿件请勿转载）
政府推行大规模剌激政策，看似只需印制钞票，引起通胀，就可以让人民不得不花钱。其实，政府为之付出的诚信成本极高。使用货币政策不当，政府是要付出稳定代价的。
上周的专栏当中，我预期了国内经济进入收缩的可能性。而近百位读者的反馈，证明我的这种预期并没有受到普遍认同。得到较多认同的是一位读者的留言：“人民币印得这么多，怎么可能有通缩？”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在九十年代的一批存款单来。
那应该是国内经济的上一轮周期的转换点。1996年到1997年，国内经济同样处于非常热的状态之下，由于民间投资热潮高企，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上升很快。当时国内的通胀率也很高，虽然没有留下准确的数字，但由于时任总理朱镕基采取了高利率政策吸收民间货币，所以当时我的一些长期银行存款单据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最长的一张五年期存款，利率高达18%。到2002年到期时，利息达到了本金的90%。
这些存款单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从票面上，我确实是占到了便宜。1998年之后，国内经济受到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冲击，进入了低迷期。虽然当时朱镕基政府采取了对出口大规模补贴的政策，启动了住房、教育和医疗的产业改革，同时还出台了相当一批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建设项目。不过，在随后而来的四年当中，国内经济的不景气现象还是非常明显，标志之一就是银行利率连续下调。相形之下，我那些年利率达到10%以上的存款，尽管数额不大，但收益确实很高。
虽然如此，不过经济收缩带来的压力，我也确实尝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际，我个人的一个最大变化是换了工作，从高收入的金融业转变成一名记者。俗话说，转行穷三年。因此在那个经济周期当中，虽然从长期而言奠定了职业路线，但当时个人收入无疑是“失”大于银行利率那点小“得”。
自此，观察经济波动和企业个体的商业运营，既是我的兴趣，也成了我的工作。就当下而言，国内的经济形势比1998年时要严峻得多。
我在前面专栏中已经提及，由于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当中具有活力的民间企业普遍出现了现金流困难，濒死的不少，但同时因为银行缺乏与实业的紧密关系，所以政府动用金融手段，常常结果反而是支持了效率很差的国有企业，这构成了国内经济运转的基础。
另外，与朱镕基时代不同的是，当时对于中国整体经济而言，“出口战略”是一项普惠策略，相当于为国内所有企业开通了一大片新市场。而到现在，全球市场实际上早已为国内企业开通，反过来是因为中国产品横行全球，所以现在不得不面对众多贸易壁垒的限制；
在政府财力方面，九十年代末期，当时政府的负债很轻，因此可动用债务杠杆来撬动市场，而当下，特别是由于2008年之后政府已经投入了四万亿的剌激政策，政府的负债比例很高，同时，政府也看到再次大规模剌激国内经济的边际收益其实很低了。因此本届政府了台剌激政策的可能性很小。
事实上，政府推行大规模剌激政策，看似只需印制钞票，引起通胀，就可以让人民不得不花钱。其实，政府为之付出的诚信成本极高。使用货币政策不当，政府是要付出稳定代价的。
近鉴是四万亿政策之后，国内对通胀怨声载道。稍远一点的历史教训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当时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当时沦陷区通行日本人发行的伪币，国统区通行法币，为政府一己之私，蒋介石政府规定法币和伪币的兑换比为1：200，远超合理购买力比例的1：6，我们可以发现，此后国共内战，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中，绝无民间资本家。与国民政府这种掠夺民财的做法不无关系。
因此指望政府采取货币政策来激活市场，也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想法。
当下，政府做得比较多的改革，是类似朱镕基政府当时激活住房、教育、医疗市场的国内改革，主要方向集中在农村土地流转、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部分区域市场的开发上。观察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九十年代末由于住房、教育和医疗市场都还处于计划经济下的福利状态，因此改革的激活效应要远大于现在。因此，可在近期带来明显拉动的效应也不明显。
相应可以观察到的是，政府现在并不强调经济增长，只寄望于保住确保就业的增长下限，是一个明智的说法。
而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要明白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其实给我们个人带来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有能力的人自然可以不断寻求更高薪的工作，或者是在需求集中的领域创业，从而获得更大财富；但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商品价格上涨，货币贬值，也是存在的。
而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最为现实的，还是让我们放弃类似于“月光”、“一步到位的购买”这样的观念，重回“量入为出”的平衡收支传统。
因为很可能时代已经变了。
（作者系财经作家）
郑作时搜狐财经专栏：选择的智慧
独家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确需使用稿件或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6687。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