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738年孙嘉淦列举的这些理由，去批驳1920年代开始的美国禁酒令，条条都适用。而1768年，亚当斯密才开始写《国富论》。更难得的是，孙嘉淦也曾经有过错误认识，认为丰年不应该禁酒，但荒年禁酒还是可以的。但是，经过现实的历练，他纠正了这一错误，认为越是荒年越不应该禁酒。
乾隆名臣孙嘉淦如何批评美国禁酒令
以前读史，有一个印象：贪官往往更务实，所以反倒有市场发挥力量的空间；而清官常常反市场，如海瑞。近来读到孙嘉淦的一个奏疏，始觉这个印象不可靠。清官中也有懂市场的，孙嘉淦就是一例。
孙嘉淦是清代有名的清官，还以脾气耿直闻名。他数次顶撞雍正，好在没被雍正处死。乾隆朝，孙嘉淦得到重用，官至协办大学士，做到宰相级别了。
乾隆三年（1738年），孙嘉淦在请乾隆放开烧酒之禁中，列举了很多理由，这里选取几点。
第一，高粱和豆皮黍壳谷糠，乃至枣柿葡萄，都可以酿造烧酒，禁烧酒让这些“自然之利”浪费了。“糠穗谷之类，堆积而不能易钱；园林果木之实，腐朽而归于无用。”
第二，禁烧酒减少了老百姓的收入。“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之而售，则家无藏；粜之而不售，则完纳税粮，以及衣服婚丧之用皆绌，此臣所谓有损于生计者也。”
第三，禁烧酒使酒减少，酒价上升，人们为利违法，导致社会不稳。“烧锅禁则白酒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则私烧之利什，入倍之利之所在，则民以性命争焉。”
第四，禁烧酒只能禁住普通老百姓，富人反倒获利。“中商小贾，类皆失业，而豪富之家，高墙深院，查拏之所不至，敢于触禁，则富民益获渔利之益”。
第五，忠实执行禁酒令的官吏，可能使人家破人亡；而不忠实执法的官吏，则可索贿寻租。
总之，“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
可以看到，今天的市场派揭示的禁酒令的弊病，乾隆时期的孙嘉淦近乎完全列举了。
以1738年孙嘉淦列举的这些理由，去批驳1920年代开始的美国禁酒令，条条都适用。
而1768年，亚当斯密才开始写《国富论》。
更难得的是，孙嘉淦也曾经有过错误认识，认为丰年不应该禁酒，但荒年禁酒还是可以的。但是，经过现实的历练，他纠正了这一错误，认为越是荒年越不应该禁酒。
“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馀，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
读孙嘉淦的奏疏，我很惊讶。过去我低估中国古人的市场意识了，我认为大多数人也跟我一样低估了。的确，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系统的市场经济思想，但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了很多市场规律。历史有许多值得重新审视的地方。
另一个感慨是，今天的很多财经评论，在古代可以看成奏疏。很多人说市场派只会批评，没有建设性意见。其实，像孙嘉淦这样，建议废止禁酒即是建设性意见。给市场松绑，市场自然会去建设。或者说，市场本已有建设，禁酒破坏了市场的建设。乾隆还算是个精明的帝王，他听进了孙嘉淦的话，放开酒禁。建设其实不难，乾隆的做法既给市场以空间，又节约执法资源，而且这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了。美国当年废止禁酒令，也没有别有建设，直接废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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