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表示，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确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北京城市功能过于集聚，人口增长过快，大城市病比较突出，京津冀三地的定位不够清晰，分工不够合理，区域内发展落差比较大，另外这个地方城市密集，但是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比较弱，还有资源环境的约束明显，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问题严重，解决这些问题也迫在眉睫。
范恒山说，在制定规划时，将抓住区域内存在的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重新审视并明确京津冀各自功能定位，以优化首都功能为重点，努力实现优势互补。突出协同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与协作、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保障、市场体系构建等为重点，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急到缓，有序推进一体化发展。在制定规划时，还将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认真研究区域环境、生态、水、土地等的承载能力，合理配置资源，强化资源和环境约束，推动产业升级和空间布局的调整。
针对此前媒体有关相关部门建议将北京500万城市居民向河北省疏散的报道，参与上述规划起草编制的专家表示，规划不大可能采纳这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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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规划无过多过滥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数十个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包括建立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等。针对我国区域规划过多、过滥的质疑，范恒山表示，我国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不存在过多、过滥和遍地开花的问题。
范恒山说，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明显。从各个区域板块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对独立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从表面上看，区域政策是分散的，但实际上尊重了不同区域发展的客观实际，体现了分类指导的理念。
范恒山说，表面上看，我国的区域政策是区域性的、特殊的，但实际上是与国家意志一致，是国家意志在局部的体现和落实。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使宏观调控“一刀切”的状况得到改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是中央部门和地方共同研究制定的，既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又体现地方的实际需求，把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有机结合起来。
他说，在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中所给予的特殊政策只有发展非常落后的贫困地区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区。区域政策的出台还推动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区域增长极。一批新的增加极在中西部地区应运而生，包括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这些经济增长极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京华时报记者周宇综合新华社新华网
【京津冀一体化】
北京市本身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了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异常拥堵的情况，但是如果真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把行政事业机构往首都功能核心区外迁移，非得舍近求远搬到河北去？所以，"政治副中心"的说法，显然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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