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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已经有了强国外交的可能。此时的差异在于,政治和外交是为经济服务,铺开一条让中国经济更为强盛的道路;还是“怀抱利器,杀心自起”,把初步繁荣的经济视为政治雄心的实现基础?
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成为中国外交转型的一个标志。
本届政府履新以来,从钓鱼岛争端加剧开始、到与菲越的南海冲突、再到亚信峰会上中俄合作升温,国内军备加强,最后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美矛盾正式摊上台面。中国外交开始放弃“韬光养晦”策略,转而以平等姿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协商新秩序的动向,已经十分明显。
政治和外交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结果。三十年后,中国经改累积了巨大的成就,以外交的后盾——军事而言,国内经济改革的成功给军事带来了两样礼物:其一是税收,巨额增长的中央政府税收收入使得国家可以对军队进行技术和装备上的投入;但比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三十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强劲有力,完整的工业部门以及彼此的竞争,已经使得军事工业的发展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年多以来,中国在军事领域的装备突飞猛进,彰显了经济改革后增强的工业实力对于尖端产业的支持。
与日俱增的中国利益,要求政府领导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平等的一员,这是当下中国外交转型背后强大的社会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深刻而多方面的:
国内工业部门的产品要行销世界,经济上的平等需要政治上各国之间的认可来实现;
中国企业在全球设立架构,需要外交上的强势来保障外出人员的安全;
国内资本在全球的流动,需要政府间的相互认同来保障资金的安全和汇率的稳定性;
换句话说,国内外交领域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是呼应了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发展过程当中的需求。前三十年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推动中国在稳定的政治格局环境下完成了内部的经济改革。而当国内经济在全球化时代逐步向世界扩展的时候,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努力赢得平等地位,获得被尊重的国格,是经济上极度需要的新策略。只有整个国家获得认可和尊重,中国企业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平等交易,才有可能。
不过,外交的转型是一个微妙而需要智慧的过程。一方面,发展了的中国需要世界重新认识和认可,进而达到世界秩序的新平衡,进而使得中国可以在世界的重新认识下获得与经济发展相称的地位;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发展国家,传统发达国家与中国周边国家同样抱有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看法,开始进入经济强国序列的中国,究竟会对周边和传统世界秩序产生什么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交当下采取的“西靠亲俄,进而东向对美日强硬”的策略,与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差异。因为国内经济领域的传统市场、合作方和资本来源地都在欧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上的这种结合是越来越紧密。因此,中国西向如果是一种策略,不失为在俄罗斯和欧美矛盾当中长袖善舞的高招,但如果是长期趋势,则与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脱节。
因此在相当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美国政府中相当一部分策略为什么总是在针对中国:他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判断中国不可能在此之外另起炉灶,脱离西方去寻求经济发展之路。
当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本届政府在外交的目标上沿袭了一贯以来的“和平崛起”的方针,采取合作、开放和对话的姿态来解决外交方面的争议。只是在军事领域里加强武备的能力,使外交有了实力的支撑,而这并没有越出和平外交的大轨迹。
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当下,中国外交已经有了强国外交的可能。此时的差异在于,政治和外交是为经济服务,铺开一条让中国经济更为强盛的道路;还是“怀抱利器,杀心自起”,把初步繁荣的经济视为政治雄心的实现基础?
这个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政治家们外交理念的根本不同了。
(作者系财经作家)
郑作时搜狐财经专栏:选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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