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是改革的小高潮年。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的标志之一。转眼30年过去了，莫干山时代曾被提出改革观念和目标，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已被证伪，还有更多的问题尚未解决。重启改革之后，人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改革传统中寻找更好的改革路径。1984年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改革重在行动。
为了纪念莫干山会议成功召开三十周年，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于6月21日共同举办"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是回顾，也是前瞻：30年前，随着观念革新，老百姓大下海，造就中国第一波经济奇迹。今天，政府应该做什么，才能推动整个社会，去创造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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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活动前期，我们集中回访了诸多权威学者和专家，他么不仅是当年这次会议的关注者和参与者，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人，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为您呈现他们的精彩观点，带你走进他们的记忆，去回顾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本期嘉宾：价格双轨制理念提出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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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莫干山开会运气太好
搜狐财经：到1984年，通知您去莫干山开会的时候，您知道为什么选择您吗？
张维迎：它是一个全国公开的活动，在经济日报各种报纸征集参会者。那时候我在北京做论文，得知要开这么一次会议，大家自己去投稿。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人。我自己把这篇文章试了一把投进去，后来就选上了。我们陕西就选了5个人。全国就120多个个人，陕西5个已经算不错了。陕西5个人里面，当时是研究生的人好像就我一个人。
我想这个背景讲起来长一点。我理解，为什么当时搞这个事？因为在传统上在中国论资排辈，在经济学上讨论问题能发表文章，有机会说话的基本都年龄比较大，老资格的，老的四大经济学家，还在社科院经济所那些经济学家，他们发表文章比较容易，说话也有机会。到了1984年的时候，可能从上一辈领导人角度来看，他们有好多问题、困惑，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答案。这个时候对年轻人来讲，也许这些没有受过太多传统思想训练的人反倒可以异想天开，他比较自由，可能提出一些这些人提不出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搞了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我想就是想发现人才，为改革提出有价值的观点的人。
但是仅仅靠认识的人，可能渠道很有效，所以他们就搞了全国公开征文，听说征到1300多篇文章，最后选了120多人。我只是接到通知了。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那时候在杭州莫干山，我也从来没去过那儿，也蛮兴奋。
我记得在后来开完会之后，组织会议的这些人后来变成朋友，就很熟了，就去他们那儿来看类似审稿的一些记录。当时我那个稿子，初审人写的是“此稿不用”，给枪毙掉了。后来他们选完之后不够，把枪毙掉的稿子有些再拿出来重审。二审有一个意见“此文很好，建议录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幸运，如果第一批选稿选够了之后，没有第二批选稿，我就没这个机会了。
搜狐财经：就跟您考大学一样。
张维迎：对，我考大学也是扩招才进去的。参加莫干山，至少是第二次再筛的时候才筛选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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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干山突然成了明星
搜狐财经：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在您的印象中，价格这一方面，放派是不是只有您一个人？
张维迎：这个很难说。讨论肯定是以我为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人研究价格，但是我相信会议的论文本身就是像我这样可能没有第二个。
搜狐财经：您是最激进的？
张维迎：对。我刚才就说，完全是一个理念的改变。过去基本理念讲价格是调，大调小调还是中调，按生产价格调还是按劳动价格调。
当时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他们三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周小川是清华的博士生，楼继伟和李剑阁都是社科院研究生，他们文章的核心就是价格改革小步走，财政不拿钱。当时价格改革还有一批人说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就要补贴，你要价格上涨了粮食所有价格上涨了，政府拿补贴，财政负担不了。他们说小步走，财政不拿钱。这个价格为什么成为会议所有七个组里面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个会议，就是因为它完全提出全新的思路。
我的文章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不能把价格改革的宝押在价格调整”，那时候大家老说押宝，把希望都寄托在这儿，我就是批判这个东西。
问题是为什么大家能接受？确实因为调整已经炒了这么长时间，国务院价格中心已经计算了好几年，问题为什么就动不了？传统的思路已经搞得看不到希望，我无非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来。因为你不能那么去思考，不能靠调整。大调也好，小调也好，这种思路完全错了。唯一的思路你要逐步放开它，从边界上放开它，形成双轨价格，计划内的最后放，变成单轨价格，变成市场价格。
搜狐财经：现在怎么回忆自己当时和其他人争论的状态，是很激动？
张维迎：我说话那时候当然很激动。因为我的普通话也说的不好，有时候你要说几遍才行。完全新的观念大家肯定会有一些不理解，有一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格就是国家定，你那就是宣传资本主义自由价格。好在那个会年轻人多，受到这种约束就比较少。这个其实我还要感谢组织者，确实思想解放。
第一天晚上讨论到11点左右，其他的组都散了。有意思的是，持另一种观点的人，他们的地位比我高多了，像田源，他是一个局级干部，他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主任，我就是一个研究生。我可以说是单枪匹马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确实由于当时面临着那些难题，和我的那种梳理方式，越来越多人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最后大家才觉得变成一个思路。
搜狐财经：所以您觉得，您当时虽然是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是您发言机会还很多？
张维迎：我有自己的思路肯定就要去挑战，挑战之后别人会提出一些疑问，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大家讨论气氛非常好，没有人给你扣帽子、打棍子。
搜狐财经：您当时的心理状态怎样？“反正我是对的，我也不管别人地位怎么样”？
张维迎：那时候我从来是那样。当你坚信自己东西对，不应该有任何畏惧，只要给你机会你就应该自信。之前在1983年，全国批判我，中国青年报登批判我《为钱正名》，使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应该捍卫一种东西，认为是对的就去捍卫。批判《为钱正名》的时候，一开始有一点恐惧感，后来发现几个月就过去了就没事了，反倒坏事变成好事。
我的运气真的好。像中国那时候，改革的周期属于逢单保守、逢双开放。1983年保守，反自由化，1984年改革这一派又“得逞”了，又开始活跃了，一直到年底。所以我到硕士论文答辩相对比较顺利一些，没遇到什么障碍。答辩的时候还有两张照片。
搜狐财经：那时候还有没有一种感觉，在莫干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还挺得意，“我比这些人都看的更深、更远”，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张维迎：肯定有那种兴奋感。当天晚上开完会以后，好象我名声大振。好多人好奇一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他讲了一个什么观点，所有其他组的人都知道。我记得其他组比我们散会早，没有那么激烈的争论。也有好多人涌到我们会场，背后站的都是人，全在哪儿听。从我自己来讲，在那样一个会议上，我本来也是一个小地方来的，而且可能参会的代表里面我是最年轻的，没有其他人比我年龄还小，突然之间我像一个明星一样，可能有那种感觉。
搜狐财经：挺享受那种感觉的？
张维迎：我想作学问的人，肯定你最享受是别人对你观点的认同。首先是重视。他同意不同意是一种回事，但是他不能忽视你的观点。最害怕的是你提出一个观点，大家都没人把它当回事。
搜狐财经：那个时候，跟后来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像周其仁老师、许小年老师，已经跟他们认识了吗？
张维迎：周其仁我知道他，也认识他。在这之前通过茅于轼教授，我认识了宋国青，宋国青也是周其仁的好朋友，他们在农村组。我那时候来北京老跟他们在讨论。但是我本身不是研究农村的，尽管我来自农村，但是我不研究农村，而他们是农村问题研究组。他们文章好多我都是读的。在那个时候吸纳这些新的东西。
那个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论文就是宋国青写的，当时宋国青、邓英淘、罗小鹏三个人合作，我知道主要宋国青执笔写的，关于统购统销的改革。他不是一个简单谈粮食问题，里面一整套市场机制怎么运作，这些对我来讲的启发是，有时候你在读了这些教科书那些标准的理论之后，你怎么理解中国现实问题？宋国青本身在农村长大，你看他的文章，政府怎么扭曲东西，市场有一种恢复它的力量，就是黑市。好比他讲鸡蛋、粮票的价格等等的，这些对我研究价格放开、研究双轨制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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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要讲水到渠成
搜狐财经：您刚才说到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价格双轨制几年之后，还有一个价格闯关，现在对价格闯关的评价，好像不同的人有不同。茅老认为做得有点过，就导致了通胀，可能认为价格闯关不是一个成功的做法，您是怎么认为的？
张维迎：我认为价格闯关也不是成功的做法。很遗憾那一年1988年，我刚好在牛津，好多材料后来看到的。我只知道1987年在日本的时候，回来以后还买出国免税的商品电视机，电视机牌价是1600块钱，到1984年10月份的时候，我又回来，又可以带，一年可以带两个还是几个，就有一个同事要买我原来的旧电视机，愿意付2000块钱，我就卖给他了。
当时通货膨胀严重。通货膨胀严重本身有一个背景，当时的货币发行很多。我刚才讲实际通货膨胀和名义区分开，名义的通胀可能是价格上涨替代了票证。其实宋国青的文章给我一个很强的印象，什么叫货币？不是说只有你人民币才叫货币，还有一些不叫它货币，你叫有价证券，但是它有购买力。几年前潘石屹和任志强还争鸡蛋换粮票的事，就是它有购买力，它就是一种货币。我记得当时还提出，什么叫货币？可以从0到1，如果人民币是1，粮票也许是0.8、0.7像货币的程度。
回到1988年，双轨制之后，到那个时候有两个问题确实令上层比较苦恼。第一个，我们叫市场秩序混乱。
比如一吨钢材，市场价格是1200元，计划价格是600元，每吨钢材相差600元。上海从辽宁拿到一吨钢材，有600块钱的租金，辽宁当然不愿意给上海。辽宁怎么办？但是形式上又不能违反计划。你上海有自行车，你得给我自行车。如果一辆自行车拍价是120元，市价是180元，刚好十辆自行车的差价也就600块钱。辽宁就说，你上海要一吨钢材你也得给我十辆自行车，这种半物物的交换的方式。下面的人聪明，他会设计出好多办法逃避这个。然后发现好多计划完不成，计划完不成最后就是导致经济秩序混乱。
第二个，腐败。因为你有一个关系，假如你批出2万吨的钢材，你牌价买的，一倒手是市价。这个大家抱怨特别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最上层的领导长痛不如短痛，干脆，既然如此，放给市场就完了。但是经验证明这种操作太过的问题就会带来问题。
宏观条件看1988年可能不是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其实这里包含着好多深刻的经济学道理，甚至哲学原理。比如这个社会的变革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改革中，凡是比较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这些事，它就容易成功。双轨制本身是水到渠成的事。
搜狐财经：价格闯关不好的后果主要是政治上的，大家不能接受，而不是经济上不好？
当然了。这个改革本身一定涉及到一些政治，但是通货膨胀本来就很高，这种改革容易引起恐慌。好多改革都是歪打正着，不是你完全设计出来了，你能够主观设计，这是不可能成功的。1988年这种可能有一点操之过急。后来1989年之后经济调整，经济萧条，1990年速度降到3.8%，30几年改革期间速度最低的，但是这个速度降低了，钢材的价格，木材等等所有原材料价格，计划差价没那么大了，慢慢好像很自然就放开了。
像我们走路下台阶一样，你非要从悬崖上往下，那当然很危险。
以上为张维迎教授访谈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张维迎：谁改革谁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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