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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亲述:当年能去莫干山开会运气太好

来源:搜狐财经

  1984年,是改革的小高潮年。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的标志之一。转眼30年过去了,莫干山时代曾被提出改革观念和目标,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已被证伪,还有更多的问题尚未解决。重启改革之后,人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改革传统中寻找更好的改革路径。1984年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改革重在行动。

    为了纪念莫干山会议成功召开三十周年,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于6月21日共同举办"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是回顾,也是前瞻:30年前,随着观念革新,老百姓大下海,造就中国第一波经济奇迹。今天,政府应该做什么,才能推动整个社会,去创造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目前该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需报名请点击进入:观众招募热线

    同时,在活动前期,我们集中回访了诸多权威学者和专家,他么不仅是当年这次会议的关注者和参与者,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人,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为您呈现他们的精彩观点,带你走进他们的记忆,去回顾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本期嘉宾:价格双轨制理念提出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能去莫干山开会运气太好

  搜狐财经:到1984年,通知您去莫干山开会的时候,您知道为什么选择您吗?

  张维迎:它是一个全国公开的活动,在经济日报各种报纸征集参会者。那时候我在北京做论文,得知要开这么一次会议,大家自己去投稿。大部分是不认识的人。我自己把这篇文章试了一把投进去,后来就选上了。我们陕西就选了5个人。全国就120多个个人,陕西5个已经算不错了。陕西5个人里面,当时是研究生的人好像就我一个人。

  我想这个背景讲起来长一点。我理解,为什么当时搞这个事?因为在传统上在中国论资排辈,在经济学上讨论问题能发表文章,有机会说话的基本都年龄比较大,老资格的,老的四大经济学家,还在社科院经济所那些经济学家,他们发表文章比较容易,说话也有机会。到了1984年的时候,可能从上一辈领导人角度来看,他们有好多问题、困惑,但是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答案。这个时候对年轻人来讲,也许这些没有受过太多传统思想训练的人反倒可以异想天开,他比较自由,可能提出一些这些人提不出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搞了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我想就是想发现人才,为改革提出有价值的观点的人。

  但是仅仅靠认识的人,可能渠道很有效,所以他们就搞了全国公开征文,听说征到1300多篇文章,最后选了120多人。我只是接到通知了。这是一个很难的机会,那时候在杭州莫干山,我也从来没去过那儿,也蛮兴奋。

  我记得在后来开完会之后,组织会议的这些人后来变成朋友,就很熟了,就去他们那儿来看类似审稿的一些记录。当时我那个稿子,初审人写的是“此稿不用”,给枪毙掉了。后来他们选完之后不够,把枪毙掉的稿子有些再拿出来重审。二审有一个意见“此文很好,建议录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幸运,如果第一批选稿选够了之后,没有第二批选稿,我就没这个机会了。

  搜狐财经:就跟您考大学一样。

  张维迎:对,我考大学也是扩招才进去的。参加莫干山,至少是第二次再筛的时候才筛选进去的。

 

  在莫干山突然成了明星

  搜狐财经: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在您的印象中,价格这一方面,放派是不是只有您一个人?

  张维迎:这个很难说。讨论肯定是以我为代表。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人研究价格,但是我相信会议的论文本身就是像我这样可能没有第二个。

  搜狐财经:您是最激进的?

  张维迎:对。我刚才就说,完全是一个理念的改变。过去基本理念讲价格是调,大调小调还是中调,按生产价格调还是按劳动价格调。

  当时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他们三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周小川是清华的博士生,楼继伟和李剑阁都是社科院研究生,他们文章的核心就是价格改革小步走,财政不拿钱。当时价格改革还有一批人说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就要补贴,你要价格上涨了粮食所有价格上涨了,政府拿补贴,财政负担不了。他们说小步走,财政不拿钱。这个价格为什么成为会议所有七个组里面争论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个会议,就是因为它完全提出全新的思路。

  我的文章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不能把价格改革的宝押在价格调整”,那时候大家老说押宝,把希望都寄托在这儿,我就是批判这个东西。

  问题是为什么大家能接受?确实因为调整已经炒了这么长时间,国务院价格中心已经计算了好几年,问题为什么就动不了?传统的思路已经搞得看不到希望,我无非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来。因为你不能那么去思考,不能靠调整。大调也好,小调也好,这种思路完全错了。唯一的思路你要逐步放开它,从边界上放开它,形成双轨价格,计划内的最后放,变成单轨价格,变成市场价格。

  搜狐财经:现在怎么回忆自己当时和其他人争论的状态,是很激动?

  张维迎:我说话那时候当然很激动。因为我的普通话也说的不好,有时候你要说几遍才行。完全新的观念大家肯定会有一些不理解,有一些完全是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格就是国家定,你那就是宣传资本主义自由价格。好在那个会年轻人多,受到这种约束就比较少。这个其实我还要感谢组织者,确实思想解放。

  第一天晚上讨论到11点左右,其他的组都散了。有意思的是,持另一种观点的人,他们的地位比我高多了,像田源,他是一个局级干部,他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主任,我就是一个研究生。我可以说是单枪匹马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确实由于当时面临着那些难题,和我的那种梳理方式,越来越多人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最后大家才觉得变成一个思路。

  搜狐财经:所以您觉得,您当时虽然是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是您发言机会还很多?

  张维迎:我有自己的思路肯定就要去挑战,挑战之后别人会提出一些疑问,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大家讨论气氛非常好,没有人给你扣帽子、打棍子。

  搜狐财经:您当时的心理状态怎样?“反正我是对的,我也不管别人地位怎么样”?

  张维迎:那时候我从来是那样。当你坚信自己东西对,不应该有任何畏惧,只要给你机会你就应该自信。之前在1983年,全国批判我,中国青年报登批判我《为钱正名》,使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应该捍卫一种东西,认为是对的就去捍卫。批判《为钱正名》的时候,一开始有一点恐惧感,后来发现几个月就过去了就没事了,反倒坏事变成好事。

  我的运气真的好。像中国那时候,改革的周期属于逢单保守、逢双开放。1983年保守,反自由化,1984年改革这一派又“得逞”了,又开始活跃了,一直到年底。所以我到硕士论文答辩相对比较顺利一些,没遇到什么障碍。答辩的时候还有两张照片。

  搜狐财经:那时候还有没有一种感觉,在莫干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还挺得意,“我比这些人都看的更深、更远”,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

  张维迎:肯定有那种兴奋感。当天晚上开完会以后,好象我名声大振。好多人好奇一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他讲了一个什么观点,所有其他组的人都知道。我记得其他组比我们散会早,没有那么激烈的争论。也有好多人涌到我们会场,背后站的都是人,全在哪儿听。从我自己来讲,在那样一个会议上,我本来也是一个小地方来的,而且可能参会的代表里面我是最年轻的,没有其他人比我年龄还小,突然之间我像一个明星一样,可能有那种感觉。

  搜狐财经:挺享受那种感觉的?

  张维迎:我想作学问的人,肯定你最享受是别人对你观点的认同。首先是重视。他同意不同意是一种回事,但是他不能忽视你的观点。最害怕的是你提出一个观点,大家都没人把它当回事。

  搜狐财经:那个时候,跟后来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像周其仁老师、许小年老师,已经跟他们认识了吗?

  张维迎:周其仁我知道他,也认识他。在这之前通过茅于轼教授,我认识了宋国青,宋国青也是周其仁的好朋友,他们在农村组。我那时候来北京老跟他们在讨论。但是我本身不是研究农村的,尽管我来自农村,但是我不研究农村,而他们是农村问题研究组。他们文章好多我都是读的。在那个时候吸纳这些新的东西。

  那个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论文就是宋国青写的,当时宋国青、邓英淘、罗小鹏三个人合作,我知道主要宋国青执笔写的,关于统购统销的改革。他不是一个简单谈粮食问题,里面一整套市场机制怎么运作,这些对我来讲的启发是,有时候你在读了这些教科书那些标准的理论之后,你怎么理解中国现实问题?宋国青本身在农村长大,你看他的文章,政府怎么扭曲东西,市场有一种恢复它的力量,就是黑市。好比他讲鸡蛋、粮票的价格等等的,这些对我研究价格放开、研究双轨制非常重要的。

 

  改革要讲水到渠成

  搜狐财经:您刚才说到通货膨胀的问题,在价格双轨制几年之后,还有一个价格闯关,现在对价格闯关的评价,好像不同的人有不同。茅老认为做得有点过,就导致了通胀,可能认为价格闯关不是一个成功的做法,您是怎么认为的?

  张维迎:我认为价格闯关也不是成功的做法。很遗憾那一年1988年,我刚好在牛津,好多材料后来看到的。我只知道1987年在日本的时候,回来以后还买出国免税的商品电视机,电视机牌价是1600块钱,到1984年10月份的时候,我又回来,又可以带,一年可以带两个还是几个,就有一个同事要买我原来的旧电视机,愿意付2000块钱,我就卖给他了。

  当时通货膨胀严重。通货膨胀严重本身有一个背景,当时的货币发行很多。我刚才讲实际通货膨胀和名义区分开,名义的通胀可能是价格上涨替代了票证。其实宋国青的文章给我一个很强的印象,什么叫货币?不是说只有你人民币才叫货币,还有一些不叫它货币,你叫有价证券,但是它有购买力。几年前潘石屹和任志强还争鸡蛋换粮票的事,就是它有购买力,它就是一种货币。我记得当时还提出,什么叫货币?可以从0到1,如果人民币是1,粮票也许是0.8、0.7像货币的程度。

  回到1988年,双轨制之后,到那个时候有两个问题确实令上层比较苦恼。第一个,我们叫市场秩序混乱。

  比如一吨钢材,市场价格是1200元,计划价格是600元,每吨钢材相差600元。上海从辽宁拿到一吨钢材,有600块钱的租金,辽宁当然不愿意给上海。辽宁怎么办?但是形式上又不能违反计划。你上海有自行车,你得给我自行车。如果一辆自行车拍价是120元,市价是180元,刚好十辆自行车的差价也就600块钱。辽宁就说,你上海要一吨钢材你也得给我十辆自行车,这种半物物的交换的方式。下面的人聪明,他会设计出好多办法逃避这个。然后发现好多计划完不成,计划完不成最后就是导致经济秩序混乱。

  第二个,腐败。因为你有一个关系,假如你批出2万吨的钢材,你牌价买的,一倒手是市价。这个大家抱怨特别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最上层的领导长痛不如短痛,干脆,既然如此,放给市场就完了。但是经验证明这种操作太过的问题就会带来问题。

  宏观条件看1988年可能不是价格改革的好时机。其实这里包含着好多深刻的经济学道理,甚至哲学原理。比如这个社会的变革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改革中,凡是比较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这些事,它就容易成功。双轨制本身是水到渠成的事。

  搜狐财经:价格闯关不好的后果主要是政治上的,大家不能接受,而不是经济上不好?

  当然了。这个改革本身一定涉及到一些政治,但是通货膨胀本来就很高,这种改革容易引起恐慌。好多改革都是歪打正着,不是你完全设计出来了,你能够主观设计,这是不可能成功的。1988年这种可能有一点操之过急。后来1989年之后经济调整,经济萧条,1990年速度降到3.8%,30几年改革期间速度最低的,但是这个速度降低了,钢材的价格,木材等等所有原材料价格,计划差价没那么大了,慢慢好像很自然就放开了。

  像我们走路下台阶一样,你非要从悬崖上往下,那当然很危险。

  以上为张维迎教授访谈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张维迎:谁改革谁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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