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燕郊上班族等车涌向京城，很多人每天需花4个多小时往返。“千人挤爆930公交”、“30万北漂跨省上班”的新闻也传遍网络。
编者按：在北京浩荡的扩城运动中，“北漂”群体在高房价、清退地下室、打击廉租房和拆迁唐家岭等行动中被逐步驱离，其中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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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继天通苑等地之后的又一首都卫星城，燕郊依然无法跳出“城市病传染者”的发展轮回。2014年媒体再次将目光投向这里，并将其困境视作中国卫星城的一次“大考”。然而燕郊的问题，却不仅仅是因为人多。
“北漂”的涌入让这里的小区都洋溢着白手起家的理想主义味道，楼盘广告上写着：“北京给不了你们，在燕郊都能给你！”
燕郊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被视作“北京周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燕郊某个小区一个警察要负责两万多户，每天走访10户，走完也需要近6年。
燕郊变得越来越像北京，持续攀升的房价继续往东往南驱赶着“北漂”。这里还学会了北京式的倨傲—在大厂和燕郊之间，也有了无法打通的“断头路”。
很长一段时间里，交代家庭住址一直是北漂罗永洁的禁忌。逢人问，她只犹犹豫豫：“北京东边儿”，要么，“六环外”，再么，“就是那个宋庄画家村附近啊”。正如第一批来到镇上的国企、学校、房地产，总是明朗而暧昧地落款：北京东燕郊。
可现在事情不一样了，“我是自豪地说，大鸣大放地说，家住燕郊。”罗永洁说。
河北小镇燕郊正变得前所未有地热闹。过去七年来，它以百分之几百的速度在生长：三倍的房价，三倍的GDP，五倍的人口，当然，也有成倍增长的生活垃圾和罪案数量。
和其他涌入燕郊的数十万北漂一起，罗永洁正在经历着越来越分裂的燕郊：
一个燕郊壮志凌云，朝着国际化都市高歌猛进，万人小区林立，动辄附带百万平米量级的商业配套，这里即将有号称“亚洲最大的商业广场”。高密度楼盘与新兴的商业圈以十余倍的面积包围了旧有的镇中心，并让这个高新发展区在三河市1/12的土地上创造了60%以上的财政收入。
而另一个燕郊被困在小镇旧有的脆弱躯壳里，被开发殆尽的土地上，公共设施严重滞后。于是，夏天断水、冬天低温供暖，三天两头停电检修，颇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架势。镇上的公务员们小马拉大车，拿着几年前的工资，干着数倍往上翻的工作量，“焦头烂额”，这是南方周末采访过程中高频出现的形容词。
这块面积180平方公里、距离北京天安门仅35公里的河北飞地在变得越来越像北京，却又不是北京。在城镇管理者眼中，它既是冉冉升起的经济之星，也是“北京周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而在忍受了跨省上班、高密度生活的北漂们看来，它是他们被北京一环一环向外驱逐后“最后的堡垒”。
“燕郊都能给你”
从北京国贸一路向东30公里，跨越潮白河，进入燕郊镇地界，密集便扑面而来。首先欢迎你的是楼盘广告单—“北京给不了你们，在燕郊都能给你！”各个小区售楼部紧密排列在进京主动脉—102国道的两侧，绵延五百米有余。而后形形色色的“销使”来了，涌向你，尾随你，锲而不舍地重复一句话，“哥(姐)，买房吗？”
罗永洁的家在上上城5期。这里，63栋看起来差不多的铁灰色庞大建筑里，容纳了将近7万人，素有“河北最高密度楼盘”之称。居住四年以后，罗永洁对家门口发生的一切都习以为常：传销，电梯里的尿渍，噌噌冒出的幼儿园和儿童托管机构，早高峰时上上城5期车站排开的两三百米长龙，以及麇集的黑车、早餐摊和中外媒体的摄影机。
在崛起的房地产业牵引着数十万北漂到来以前，燕郊是一座缓慢而安静生长的小城，上世纪七十年代，102国道上还慢悠悠遛着马。八十年代，为了招商引资，镇上的老书记专门请县里的笔杆子写了篇介绍燕郊区位优势的稿子，拿去北京找报社发表；即便2010年，燕郊已升格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但真正为这座城镇带来发展机遇还是房地产。
“北漂”的涌入让这里的小区都洋溢着白手起家的理想主义味道。2008年奥运年前后，京城房价开始一骑绝尘，几乎每一个坐过地铁的人都见到了那一系列橙色的地产广告，“这里有你和你想要的生活”。
这一年，在未来将要成为罗永洁的邻居的北漂里，来京9年的陈红琳已经搬了11次家；为了节省房租，陶晓红一家三口从五道口—清华—来广营—奶子房—通州一路迁徙；刘兴拿着北京户口，一直在申请两限房，总是排不到号；徐程年和白苏是一对来自河南的80后情侣，是在天通苑的一处群租房里认识的。那套房二百多平米，切割成十来间，最高纪录住了32个人。一天晚上，下了班的白苏正在路边吃麻辣烫，熟人走过来说：燕郊的房子特便宜，(首付)一万买一居，两万买两居。白苏兴奋得几乎睡不着，于是半夜正在公司加班的徐程年接到了她的电话：我们买房吧！
绝大多数的他们，身上都带着被北京碾压过的痕迹：限购令、高房价、群租房和地下室治理、户籍制度引发的教育问题、房租连续上涨57个月(截至2013年10月的势头)以后的不堪重荷……
如今，燕郊已有大大小小120多个楼盘，人口60多万。单在燕顺路上，便排列了20多个大盘，可容纳20余万人。而在2007年前，燕郊只有10余万人。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往往以开发商交楼为节点—比如在行宫东大街派出所管片范围内，今年还将有5个居民小区落成，估计人口至少增加10万人。
祝婧琦是位于燕郊的三河二中的学生。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为了祝婧琦的高考资格，一家迁居燕郊。一天，地理课上，祝婧琦学到：按人口标准划分，50到80万人口即大城市。地理老师宣布：“按这个标准，小镇燕郊已经算得上‘大城市’了。”
燕郊已有大大小小120多个楼盘。每一次开发商交楼都会迎来一次新的人口爆发式增长。
燕郊已有大大小小120多个楼盘。每一次开发商交楼都会迎来一次新的人口爆发式增长。
一颗“定时炸弹”？
小镇的现代化膨胀正在和它原有的市政配套短兵相接。
今年4月，曾经走访过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摄影师王久良来到燕郊南城的垃圾场。这也是燕郊唯一的垃圾场。他“震惊地”看见这个7个足球场大小的地方已经堆了至少4米高的小山头，垃圾的堆体攀越铁篱笆向外扩张。垃圾场边，划破的塑料袋像经幡挂在白桦树的枝桠上迎风招展。而两年前，这个垃圾场还是平的。
“相当于两年时间，增加了20万立方的垃圾。”王久良说。
按燕郊规划部门的设想，这里得建个垃圾焚烧场—可是“好些老百姓不理解这事，很难建”。垃圾清运的工作量也相当于原来的十倍。环卫队从原来的几十个人增加到现在的八百多人，还是不够。
当然，垃圾毕竟在家门外，目前居民们更为家务事所困扰。
自来水—燕郊有水厂两座，日供水能力7.2万吨，但是现在高峰用水量已突破9.5万吨，一位燕郊网友遭遇的现实是，“饮水机水刷牙，去单位洗脸，在家还不能洗澡”。为此，燕郊自来水有限公司不得不在炎炎夏日到来时，向六十多万受影响用户写道歉信。
供暖—七年前，这里供暖面积280万平方米，目前有1300万平方米的需求量。2008年，负责协调供暖问题的规划部门每天都得接待好几批群众上访，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维稳办”。
直到2013年冬天，低温供暖甚至没有暖气也是常态，星河185小区已经连续为此拉横幅维权两年无果。于是这个定位“国际中心”、“高尚配套”的小区里，一家人只好穿着羽绒服在家里走来走去。
至于用电紧张、随时跳闸的情况，现在已经缓解许多。祝新宇一家刚搬来燕郊的头几年，基本一两个月停一回电。有一次停电停得旷日持久，中学生祝婧琦还遐想：要是学校也停电就可以不上晚自习啦！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老师说，学校走的是北京电，永远不可能停电。
治安问题和教育问题也让燕郊头疼。
在福成五期，人口从拆迁前的不到三百户一下子发展到两万多户，负责的警察仅有一位，他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要想把这两万多户人家走访完，就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走访10户，也需要近6年时间。而警员编制问题隶属河北省政府，不是三河这个县级市能说了算的。燕郊不得不大量招纳协警，以免“成为北京周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燕郊小学生的数量从2007年的9000多人到目前的23100余人，负责教育的社会发展局不断新建、改造小学，可学位仍很紧张，尤其上上城旁边的实验小学，有时一个班上甚至挤了七八十名学生。老师只好戴着耳麦上课。教育部门力求保证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书念”，可来自北京的家长更在意这个小镇的教学质量。
燕郊自身也在考虑做强做大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全国百强县之首江苏昆山，已于2013年开通中国首条跨省城铁直达上海。前些年，三河市组织培训常去昆山，干部们每次回来都很感慨：学什么，根本学不了！
首先就是交通。对于这个与北京一河之隔的小镇，没有任何问题会比交通更致命—这里只有两条路可以抵达北京，尤其是102国道，每天早晚高峰，等车的人头黑黝黝像水草般起伏摆动，车流纵横着交织在一起，堵得像北京国贸。
原本沿煤矿路一路向西北可以到达北京，但今天，一堵土墙封住了煤矿路在北京境内的去路。北京有关方面表示，“人手紧，这条路至今没有设置检查站，只好在交界处垒墙封堵”。据河北相关部门显示，目前河北与京津之间仍有18条断头路和24条瓶颈路。
而造成这些路障的原因—若干年的行政壁垒。在潮白河两岸，北京与燕郊的差别泾渭分明：河西首都的农民养老补助是河东燕郊人的5倍，绿化财政补贴也是燕郊的5倍；同为重度缺水地区，河北需要将60%的水资源供给北京；在接壤地带，哪怕通州、顺义区的区长，也是厅级干部，而燕郊最高级别行政官员—燕郊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只是个处级干部……
这导致了很多时候，对话无法进行。现已退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主任牛凤瑞记得十多年前去上海开会时，“上海的同志在讨论江苏昆山，他们想，昆山发展起来了，抽穷了上海郊区怎么办？”
如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正面临着长三角十几年前的问题。
燕郊高新区周边地图。
排队老人、“挂门”、堵路维权
现阶段，在燕郊向北京一路狂奔，又时常被堵在门外的格局之下，活在燕郊，更需要生活的智慧、勇气和气魄。
因这密集，这镇上壅塞着各式各样各种层级的矛盾：公交车上享有一席之地者与挂门者的矛盾，夜晚周末希望好好休息的北漂白领、期待孩子好好学习的家长与广场舞、街头KTV和二人转的矛盾，不断崛起的新楼盘与原有居民如第欧根尼那般要求“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的矛盾……
在公共资源相当有限而人口增长无极限的情况下，有限资源的分享，时常采取最原始公平的分配方式—排队—来解决，它有时静默无声，有时残酷得如同战争。
周一到周五，“战役”在清晨五点过便开始了。庞大的单体建筑中，灯光星星点点亮起，小黑点们从楼与楼的天堑中走来。这里是罗永洁家门口，开往国贸的著名的814路公交车总站。
第一波出动的往往是心疼孩子睡眠不足的老人，几年来，这些苍老的面孔早起为孩子排队占座，除非病痛和死亡，风雨无阻。六点以后，打着呵欠的年轻人也来了，队伍越来越长，像一条沉默的巨蛇在燕高路上绵延一两百米，形成镇上壮丽一景。
高昂的插队成本使燕郊人很早就养成了排队文明—一次，有插队者被正义感爆棚的东北排队者揪了出来，摁在地上揍出了鼻血。在应运而生的鸡蛋摊饼和豆浆队列中，王华梅每天早上能卖出五十多张摊饼，大多数时候她能在噪声和人潮中如如不动，忽然一个大喇叭让她像惊弓之鸟慌张起来—“唉妈，城管来了！”然后她很快意识到，大喇叭只在叫喊着：“国贸国贸，十块钱！”
对于住在始发站旁边的陈红琳、白苏和陶晓红来说，只要安分排队—虽然有时也得排小时—通常能保证座位。但在潮白人家站，规矩就不这样了。网络上流行一首《挂门女神之歌》，“萁豆何相煎”，唱的便是这潮白河边，自燕郊通往北京的最后一站。
公交车辗转到这里，车里通常已经黑压压一大片了。而这些齐齐望向东方的候车者需要做的，是屏息公交车到来，撒腿狂奔冲到人群最前端，待得车门开启，开始“挂门”。
挂门者往往半个身子挤在车外，需要先抬脚站稳脚跟，再把身子往人墙和车门的缝隙里扎，缓慢挪动身子调整姿势。一次，一位女士的脚被车门卡住了，全车都听到了她的尖叫声，有时他们的胳膊肘艰难地折叠着压在窗玻璃上，青筋现出。
一天清晨，一位“挂门”失败的乘客捡起石头砸了公交车玻璃，司机只得停车报警。
当然，这只是征途的一半。下午四点半，故事的续篇将在北京东三环的国贸一带上演。专栏作家苏更生曾经好奇地打量过大北窑桥下，近千人被铁制回型走廊分隔的队伍，当时她感慨：这帮人多傻呀，浪费生命。
不过她很快便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因为没有在北京的购房资格，她在河北燕郊买房了，光荣地成为这延绵队伍中的一员。第一次坐公交回家的经历便让她刻骨铭心—她挤上的，是第13辆公交车。
当“千人挤爆930公交”、“30万北漂跨省上班”的新闻传遍网络后，燕郊人民收获了两种相悖的评论。一类来自青岛西安成都等等城市：这么苦，你们在那地方耗什么？一类来自北京内部，尤其是通州天通苑回龙观的声音：这算什么？
这血脉不畅的交通，还滋生了燕郊业主们因地制宜的维权形式—上街堵路。三年来，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少说十几回，往往是业主和小区物业矛盾的扩大化：供暖不足的，小区物业费擅自涨价的，车位费收取不合理的，小区绿化带被占用的……有时政府先知先觉，能将维权行动成功消灭在萌芽状态，偶尔堵到主动脉102国道上，连警车、特警车、防暴警车都过不来。
2014年3月15日和16日，这里便爆发了高频度的堵路维权行动，燕郊城近乎瘫痪。上上城居民曾凡宏想开车带亲戚进京，堵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到燕顺路—平常这也就5分钟的车程。他只好打道回府，气得上火，回家牙齿疼了一个星期。
最终，因为受不了这奄奄一息的交通和无止境的排队等待，80后文艺青年苏更生撂下燕郊温暖的房子，绝然搬回北京继续租房。
“已经在河的那边了”
长久以来，燕郊做着它的北京梦。第一个梦已经畅想了三十年：燕郊要划归北京了！第二个梦是：北京的地铁要修到燕郊了！前一个梦不着边际，后一个梦却越来越近了。
2014年5月25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上，北京市政府提供的宣传片介绍：北京的地铁线路将修往河北相关城市。尽管这“相关城市”并未指出姓甚名谁，燕郊民生论坛“燕郊网城”上，当天便被“地铁”二字刷了屏。
在地铁成为现实之前，更多人选择承受这诸多不便，怀着各自对未来的期许，或愉快或麻木地适应下来。尽管这些年三河市政府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已孵化企业244家，但对北漂而言，在北京上班、在燕郊睡觉的方案显然更具吸引力—燕郊的房价是河对岸通州的一半，工资也只有河对岸的一半。他们将燕郊当作“睡城”，白天在北京上班，晚上披星戴月回燕郊睡觉。
住在上上城的徐程年和白苏如今已经结婚，这对上进的小夫妻已经以燕郊为根据地，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白苏在国贸，每天朝六晚八地上班下班，还身兼数职，“第一我有会计证，第二我有导游证，第三我还做媒体推广，有团我就去带，有活儿我就接，还在上英语培训班”。
同事吃惊于她旺盛的精力：你好像什么事都干。她回：是的，我喜欢挣钱。前不久，他们借了首付买下燕郊另一处楼盘，“听说那里要通地铁了”。
陶晓红还在艰难创业，她每天上班下班换四趟车，从燕郊到交通干部学院到草房到管庄再到马各庄的往返会花去她四个小时以上时间，这不算什么。唯一让她难过的是，她很少时间在家陪儿子，“儿子叫一声妈，都是一种奢侈”。
安徽人陈红琳已从当初的服装销售员进阶到今天的保险公司主管，她爱笑又乐观。有时候她觉得累，有时候觉得挺好。跨省上班，没关系。每天早上等车排队40分钟以上，没关系。4月11日起，北京启用更严苛的新规定，外埠车辆无进京证不得进六环，第二天晚上，等着拿进京证的陈红琳又排了5个小时队，没关系。“能跟孩子在一起，孩子能念上书，挺开心的。”
许小飞是北京一名财经报纸的编辑。对于上班时间相对自由的他，燕郊是一片低成本舒适生活的乐土。每次有朋友参观他上百平米的“豪宅”时，他便拿出一张白纸画地图，推介燕郊。
他说起一进燕郊大门，高耸国道旁的“彩虹桥”—那是仿照建国门和复兴门做的，说起新世界百货的广场有世贸天阶那样的电子天幕。这里还是全中国除了北京以外，唯一有正版庆丰包子馆的地方。最近许小飞重点宣传的是象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星巴克入驻。他觉得，“燕郊越来越像北京了”。
这里的消费水平也更北京了。七年间，房价从亲民的均价3000涨到了均价9000到12000不等，前赴后继的北漂发现自己难以承担这里的“高房价”了，便往更东更南处蔓延，连带着燕郊邻居大厂回族自治县的房地产也热了起来。于是，燕郊也学会了北京式的倨傲—在大厂和燕郊之间，也有了无法打通的“断头路”。
“它像一个更野蛮生长的北京，又被北京堵在门外。”暂时逃离燕郊的苏更生说。从前她觉得自己离政治挺远，但经燕郊一役，她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睡城”等问题的热衷粉丝。
在世界范围内，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国际城市的卫星城都曾经历过睡城、卧城、新城到带城的进化。“睡城是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没有睡城也就没有未来的新城，”牛凤瑞对燕郊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所以我们讲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把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2014年5月底，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道。
而这一切，又需要仰仗便捷的轨道交通，打通断头路。“技术和投资都不存在障碍，主要取决于北京市政府的意愿。”牛凤瑞说。
曾经罗永洁觉得通州已算北京最后的屏障，直到她举家迁至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楚河汉界，我已经在河的那边了，”罗永洁说，“这里相当于北京之外，最后的堡垒。”
每次回家越过潮白河的短短几十秒，总让罗永洁有一种坐过山车的起落感。但现在，当她在许多个夜晚乘坐814公交车沿着102国道一路向东，越过北京通州的郊野，越过几近干涸的潮白河，在一片昏惑中，她看见了灯火通明的彼岸。
(应受访者要求，罗永洁、徐程年、白苏、许小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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