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在这一年投身商海,用创业的方式践行他们的改革梦想。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身体力行。2014年6月21日,搜狐财经、人文经济学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邀请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再度对中国改革做最大胆建言。
在主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的分论坛结束后,现场观众对几位经济学家进行提问。
以下是提问实录:
周其仁
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刚才听周教授演讲非常受启发,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现在有一个提名国有企业的逆向改革,希望从这方面做一些建议。
周其仁:这方面我研究不多,主要是改革分类很多。但我看上海把一些国企归为公益性,公益性改革有很多,要承担很多的责任,但还是要把握市场性。上海4家大型集团很多都参与市场竞争,这是目前据我所知他们在当中做分类政策,当然我还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仅仅只是知道这个结果。
提问:刚才说了两个时间点,我注意到这两个时间点恰好在97年分水岭之后。我的问题是如何打破目前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于土地出让金的依赖?
周其仁:土地财政有依赖作用,这个半市场化对收入分配不利越来越严重,因为地方政府想发展。早年美国政府也是。我去美国州政府看华尔街,华尔街早年主要是帮联邦政府融资。我看华尔街金融博物馆受启发,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的时候,成立那天联邦政府就破产,因为为了独立用了很多钱。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就是印票子搞通货膨胀把债务“冲”掉,要么就是用财政费用分担掉,而财政就是要通过举债。美国人选择了后一种,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相信将来华尔街的最终服务对象,其实还是美国州政府和华尔街政府。从中国来看,我们批准的一些省市发地方债、城市债,包括地铁等,很多城市有很多的项目很好,但是根据政策,发债是发不出去。所以,土地财政不一定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唯一道路。这意义上,不能完全让政府靠地价弄钱,用积累社会矛盾的办法修城市,不然,城市很豪华,但是底下埋一个炸弹。一定要在这个问题深推进城市改革。
提问:农村土地流转和耕地流转,对接下来产生的作用,对农民个体是否有消极影响。
周其仁:农村土地流转,还是看权利,权利不要划分,一说转让都要转让。我们过去就是把握不好的这个基本准则。我认为改革就要搞扎实,合约具体化。这是农民的财产,他说怎么好就怎么好,他说小农经济就小农经济。我认为在制度变革下做好改革。
财产权利和政策转让权很可能,至于有了这个权利,怎么定约、定合约,千变万化。农民之前都互相学习。
梁建章&周其仁
提问:这个问题是先给梁总,当然也想听听在座专家学者的看法。去年开始新一届政府提出政策放权,今年总理说要再分20项。我想问梁总从经营企业的角度,从今年工商决策当中、市场环境当中,是比去年更宽松吗?有感受到放权的变化。听了您的演讲之后问一下各位专家的看法。
梁建章:每个行业不一样,我们互联网的管制还是比较少,从融资来看,不管什么渠道,外资也好,内资也好,中国有非常充裕的创业投资,上市确实是希望国内上市。非常可喜的是,国内金融已经推出一些创新性的产品,政府总体还是比较好的,发展比较快。
周其仁:当前经济放权是非常快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决心是一方面,另外也是社会持久努力的结果。我在上海调查就遇到这种情况,北京说我下放了多少条审批权,并报给国家,但是这些审批怎么让地方去做,我不管。实际上把这些管制下放层级也是非常麻烦的。比如这种东西到最后,一定是如刚才几位发言的结果。单一的改革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刚才说政府体制改革,就是不作为,就是放权。但这两样做起来都不简单,再高“含金量”的审批权没有放,这些都有一个过程,需要牵动其他领域的改革,确保简政放权。另外确保不出现新的管制,这个是一个博弈过程。
卢锋
提问:我想请教储备问题,第二季节国家投资储备3万亿美元,总理表态这么多的储备给我们带来大负担。想请教老师怎么调整储备的增加,有什么更好的彻底调整存量?
卢锋:我觉得外汇储备还在持续增长,但比过去的要慢得多。慢得多背后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国内的,国内的政策调整,另外一个是发达国家达成一个起码的增长。其实学界在多年以前就讨论过。我认为具体技术细节,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研究,我相信外汇管理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做了各方面的努力,包括在目标安全性、流动性、收紧性做了很多带动性的工作。过去经常讲一句话,某种意义上,外汇储备过量增长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过程,1998年粮食库存太多,那时候买了一个教训。通过30年周期来看,中国这些情况做得还可以的话,对长期趋势的利好会延长,可能会减低波动,就是如何更好选择怎么运用好是很重要的。
周其仁&卢锋
提问:各位老师好,我想请问周其仁老师和卢锋老师,中国政府在扩权和放权方面是对等的,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周老师在1998年前后有了解,我也想周老师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有了诸多成功实验之后,在十八大之后,对农村土地方面工作仍然没有明显的进展。同时我们知道卢老师有很多的研究,也请卢老师做出更多的评论。
周其仁:首先中国对风险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要负责任的,有一个惯性的工作思路,完全由政府定法律,在逻辑上一定有问题。首先把法律的产生过程要弄懂,不能说由行政当局自己定法,这是在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有一句话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但实际现在很多的法都是如此,当时参与电信法起草,草稿中冒出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企业要给主管部门报,当时审的时候就通过。这个太笼统了,统计报要报多少,含含糊糊。后来我们了解,是统计部门要求写上的,这样这个部门就有活干了,就保住位置了。可是企业报数据,要有多大的分担。
现在大量的法案都是行政部门在定,因为有信息优势,航空信息法、电信法等,一定立法权对等,特别是涉及到人们,涉及到大多数人们的财产权,不能由行政部门随便制定法。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它会不会不自觉拉到部门立法上来,等到判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法不成立,肯定要有法必究。目前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要增加这方面的合作,不要小看法律任何一句话,那句话先说后说,到生活中才知道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同时在程序上尽量减少行政部门的立法。如果法律跟经济、文化摩擦非常大,交易成本就会非常高。
我认为包括在我们论坛在内,应该多请一些法学家来研究立法、宪法的修订,否则无法走向法制。
卢锋:我非常赞同这个问题。我觉得讲宏观调控,就先看看产生的背景。大概在1999年、1998年那时候,第一次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有很多应对产生的办法。中央出台一个文件,要限制盲目的产能过剩,这个说法其实引起了很多批评。什么叫盲目投资?实际就引起了学界很多批评,2004年,再次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宏观经济过热问题。尽管从数据技术分析角度来讲,一季度数据从环比的角度来看,经济从2003年的央行调控政策、发改委的调控政策已经有缓解了,但是因为之前的非典事情不景气,一比较,就引起了高层很大担心。所以,政府政策制定背后的运行模式,很难搞清楚,但我觉得这对经济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后来包括产业进程目录,那么庞大的目录怎么出来?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点高层对此有担心,对这个有评估,有一些考量,也许有一些研究人员的担心。第二点有关部门,一方面提高层次,另一方面有自己的一些意向,甚至利益主导。第三点非常重要,刚才周老师也讲到,也就是1998年没有主导。2004年推出目录在法学界引起思考,法学界说这个结构调整限制影响经济法,后来再不断调整,不断扩大。学界关注这个事情,希望更加透明的,我认为对政策的制定也会有积极的作用,对自由竞争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谈这个问题是非常积极,非常有意义的。
独家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请勿转载,违者必究。如确需使用稿件或者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获得授权,注明版权信息方可转载。联系我们可致电010-62726118。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