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跳楼为何集中在国企
作者：向南
6月24日11时，铜陵有色董事长韦江宏从铜陵市五松山宾馆纵身跃下，令人不胜惋惜。铜陵有色集团是安徽省首家营业额突破千亿元的企业，今年52岁的韦还是当打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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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上述名单，是想让读者从中看到个性：他们都是国有企业高管。理论上讲，他们是国有财富的管家，负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但是他们和一般的职业经理人不同，虽然都是打工，他们却有个特别牛的雇主：政府。2012年记者曾到一家山东上市公司采访，这家上市公司的前董事长和一众高管合资新设了一家公司，用上市公司的人员、钱和土地，发生大量关联交易，由于不合规定，所以要切割，不愿到新设公司的，要把股份卖掉。新任董事长是该公司的原二把手，我问他为什么要留下，而不去有股权的公司？他回道，很早前他跳槽就可以获得500万元的年薪，但在国企上班，工资低一点，但地位高，比如参照政府编制，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没法看到的文件，获得民营企业家无法得到的尊重。
不过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大相信他的说法。在我庸俗的观点中，待遇绝对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去留。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宏图高科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在工商联组讨论混合所有制时称，他们很早就开始入股金融机构，但是由于国有资本占大头，是按照政府级别给高管发工资，所以吸引不到金融从业者。
并不是说待遇高不会出现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待遇代表着这个岗位所能吸引到的就业者质量。如果待遇不高，还能吸引到一流人才，除非有几种原因：要么该人才有普世情怀，看重该平台想做出一番事业；要么人才退出机制有问题；要么可以从正常待遇之外得到某种弥补。借助一个平台实现自己抱负，当然是比较好的想法，但在正常待遇之外找到弥补方法，应该是很多国企职业经理人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要不然很难理解，今年怎么会有4个国企高管用跳楼这样决绝的方式自杀身亡。当然，这背后是政府集中治理腐败。
在日本和韩国，因企业经营失败而以死谢罪者，那是出于其耻感文化，他们要以如此最为决绝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歉意。这种歉意或者是对别人，也可以是对自己，主要还是因为对不起公众期待。但在中国这种文化并不流行，我们的做法很功利，即使死亡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家了结生命的原因，如果是为了了却一身麻烦，这也是常规死法之一，但在很多人眼中，他们的死是为了了却他人的麻烦。
国企高管掌握着许多不直接归自己也不归下属所有的资源，甚至连上司也是代国家管理，国企高管又处在资源配置和分配的枢纽环节，一旦有灰色交易，就会成为核心。一死之后，即可断去证据链条的关键部分。
早就有人主张追加国有企业家的待遇，理论上讲这样的确有用：高待遇吸引人才付出。但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即使待遇够高，企业家很难独善其身，这也难怪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跳楼后的被抢救过程中，曾反复说“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社会风气如此，整个社会都搞得离不开腐败这个润滑剂。
企业家在一家公司运营中起着核心作用，类似CPU，说爱护企业家有点矫情，但多年锻炼出来的企业家纷纷涉事，乃至于自杀寻死，的确让人痛惜，还不知道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能改观。在为政府反腐叫好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下我们的社会环境，到底是什么让企业家的处境这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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