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4000亿美元巨单下隐忧：按时供气难保证

　　中俄4000亿美元巨单下的隐忧

　　中国唯有在此战略窗口期抓紧落实天然气价格改革，激发天然气市场活力，形成自主定价能力，才能免受或少受美、俄因素左右，在全球获得足量且价格可承受的天然气供应

　　中俄油气谈判的第二只靴子，终于在2014年落地。

　　5月21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下称俄气)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在上海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下称《合同》)。该协议最重要的推动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合同》商定，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主供气源地为东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金气田和萨哈共和国恰扬金气田；俄气负责气田开发、天然气处理厂和俄罗斯境内管道的建设；中石油负责中国境内输气管道和储气库等配套设施建设。

　　对中俄双方而言，此举开创了油气对外合作之最。据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透露，交易价值约为4000亿美元，是俄气历史上的最大一单。其交易额之大、合同期限之长，在俄罗斯与欧洲任何一国的天然气交易中均不曾出现。

　　普京在签约后称，“中国喝了我们不少血”。事实上，在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冲击下，俄罗斯在远东却借此维护了其在欧洲业已形成的、与油品价格挂钩的传统定价模式。同时，俄气也得到了中石油250亿美元供气预付款的承诺。但中国也得以完成了“东北、西北、西南及海上四大天然气进口通道”的战略布局。

　　黑胡子熬成白胡子：早在1994年，中俄就签订了天然气管道修建备忘录；2004年，中石油与俄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拉开了十年谈判的序幕；2006年，中俄又签署《供气谅解备忘录》，俄曾承诺修建东西两条天然气管道对华供气，计划在2011年起的30年内，每年向中方出口600亿至800亿立方米天然气；此次东线合同签订后，理论上可直接将定价公式与合同价格照搬到西线，从而有望早日签订西线供气合同。

　　但部分专家认为，这一历史大单绝非资源国与需求国之间商业逻辑的产物，而是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为显示联盟姿态而签订的互助协议。乌克兰危机作为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在地缘政治和能源领域均面临美国压力的俄罗斯最终下决心走向中国。

　　所以，历经20年博弈的大单虽终于签订，但对双方而言均远够不上“修成正果”，合作本身尚面临诸多变数。

　　专家指出，两国紧密合作的强烈意愿，可能导致对潜在分歧和风险的刻意回避。这些风险包括，迄今已对乌克兰实行了三次断气(2006年、2009年以及2014年6月17日)的俄罗斯能否如约供应，并保障稳定供应？毕竟，中俄原油管道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仍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诸多纠纷。

　　俄罗斯能否如期建设管道并保障供气也受到质疑——毕竟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的金融制裁，在资金、政策、效率等方面会对俄罗斯构成严峻挑战。

　　无疑，中俄天然气合作前路尚艰。

　　而对中国而言，在此战略窗口期，应抓紧落实天然气价格改革，激发天然气市场活跃度以形成定价能力，才能在全球获得足量而可承受的天然气供应。届时，即使中俄天然气合作有变，也不会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

　　另外，中国石油企业若能像中亚、中缅油气合作一样，实质性地进入俄罗斯上游油气开发领域，无疑能在未来合作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乌克兰因素

　　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直接将中俄能源谈判推进至尾声。

　　这场博弈中的另一主角欧盟，对在能源需求上高度依赖俄罗斯，一直感到高度不安。欧盟不希望被俄罗斯掐住能源供应命脉；同样，俄罗斯也在力图找到更多欧洲之外的能源需求市场。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供应国，可以提供欧洲这些燃料需求的三分之一，并在每年获得2500亿美元的回报。在欧盟的能源结构中，石油和煤炭不难找到其他供应方，但天然气的供应，几乎只有唯一的供应商——俄气。

　　这种唯一性，在2006年至2009年的俄乌斗气中曾被无限放大。俄罗斯因乌克兰欠账断供，直接导致俄罗斯对西欧天然气的供应受阻。

　　乌克兰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欧盟的决心。美国和欧盟对俄的政治敌意延续到了经济领域，七国集团(G7)希望对俄进行经济制裁。欧盟一致同意冻结21名俄罗斯与乌克兰官员的个人资产，奥巴马甚至授权可以制裁部分俄罗斯产业——其中包括天然气。英国外交大臣趁机敦促欧洲尽快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中石油中俄合作项目部刘贵洲处长指出，美国页岩气革命增加了全球天然气的供应总量，使得原来流向美国的LNG可以更多流向欧洲和亚太，从而使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进口量减少，使亚太地区对俄罗斯的进口预期降低。

　　近两年来，因气价问题，俄气遭遇了德国、意大利、乌克兰、波兰等欧洲天然气用户一系列诉讼而被迫降价，同时被要求修改长期贸易合同中“照付不议”条款，增加未来三年气价再次复议条款。俄气还受到欧盟委员会关于是否在中东欧市场存在滥用供气垄断地位的行为调查等。

　　显然，这是俄罗斯能源垄断地位被削弱的一种反映。同时，美国也释放了欧盟想要的信号：美政坛高层在多个场合暗示美国将增加向欧盟出售天然气，使欧洲能源供应多样化。

　　在这个背景下，向来“政热经冷”的中俄关系又迎来蜜月期。在众多受访的政经学者眼里，延宕20年的中俄天然气大单敲定虽是基于市场开放和互相需求，但乌克兰事件是促成双方合作最重要的催化剂。

　　在中俄天然气谈判期间，中国也一直在寻求天然气进口供应的多元化。2007年，中石油和土库曼斯坦油气资源管理利用署、土库曼斯坦国家天然气康采恩签署了中土天然气购销协议，未来30年土方将向中国每年出口30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份天然气大单，客观上降低了俄方的谈判筹码，让俄罗斯很是不满。而彼时，欧洲和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需求正呈上涨趋势，中俄双方各不让步，天然气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随着中国天然气消费量的倍增，进口天然气成为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选项。尤其是与西北、西南及海上通道进口天然气相比，俄罗斯方向的东北进口渠道有着更靠近天然气消费中心的优势。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教授唐朱昌认为，“中土天然气管道的供应量非常大，但其主要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入境，西北到东部能源消费区域的管输成本极大，而从大庆边境的俄罗斯方向进口天然气，显然更具管输优势，我们在讨论定价问题上，也要正视这个问题。”

　　也有多人并不看好这种被政治利益裹挟的经济合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旭认为，在这个时候签订协议，是“双方力图造成两个国家真正抱在一起”的一个姿态，“这是一柄双刃剑。两国现在越想紧密一体，越会刻意回避目前存在的矛盾和不和谐、不够清晰的利益纠纷。而这在未来都会成为隐患”。

　　按时供气难保证

　　简单梳理历史即可发现，中俄历史上的能源大单，基本都是在外部压力下签订的。例如，在金融危机后签订的中俄石油大单。而此次的天然气大单，基本情况和石油大单非常相似——俄罗斯经济上面临严峻形势，希望与中国签订大单而获得喘息。

　　不同的是，这次俄罗斯的麻烦不只在经济领域，还有来自地缘政治上的压力。

　　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告诉《财经》记者，美欧目前对俄的经济制裁绝对有效。俄罗斯可以兵不血刃获得克里米亚，但美欧也同样兵不血刃地让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制裁后外资加速撤离俄罗斯，目前俄已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更遑论首富刷不了VISA卡这类事情。

　　尽管制裁中并未限制俄罗斯企业融资，但事实上俄罗斯企业已经很难在国际上获得任何融资，除了中国。由此可见，外力在天然气大单中的影响因素无疑较以往更强，但未来面临的变数和风险也无疑更多。

　　事实上，多位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中俄在能源尤其是油气领域，存在着极高的互补性，两国此前的能源合作也均具备商业逻辑。但此次天然气大单谈判十年而一朝签订，却是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制裁让俄方临时改变了战略。

　　俄罗斯联邦能源部2009年发布的《2030年战略计划》显示，俄罗斯在2015年从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出口到中国的天然气计划量均为零。从2020年开始，计划每年出口620亿立方米天然气到中国，到2030年将达到930亿立方米。根据这一预测，2020年中国和韩国将占俄罗斯亚洲出口量的70%。

　　由于东西伯利亚地区天然气产量减少，《2030年战略计划》中的俄官方预测除大幅减少了该地区的出口规模外，并提出疑问：中国在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市场一直占据核心地位，是否可以接受？

　　目前，中国业界与学界已有部分专家开始质疑中俄天然气管道能否在2018年顺利实现供气。据了解，此前俄方对供气的口径是4年－6年以后实现供气，不同于中方公布的2018年供气。

　　俄方使用相对灵活的口径有其原因。根据合同，俄方境内管道由俄方负责修建，东西伯利亚的科维克金和恰扬金两气田也由俄方负责开发——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运指出，俄罗斯此次气源开发难度较大。东西伯利亚的油气田是新开发，不像西西伯利亚是苏联时代就已开发的成熟油田。前者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除用于配送的管道、加气站之外，还必须建设供电、供暖、供水等生产生活设施。这些建设成本比西西伯利亚的成本高出不止一倍，而人工成本更是高出3倍至5倍。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能源专家白根旭指出，就天然气而言，俄罗斯看上去总是如同两个国家：一个是西西伯利亚，一个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它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天然气产量很小，目前的生产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管道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阻碍了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伊尔库茨克州和萨哈共和国的天然气总产量约为20亿立方米/年，而东北亚的萨哈林岛则高达92亿立方米/年。

　　综合而言，俄罗斯目前的麻烦，在于融资、政策和效率等方面均面临不确定性。此外，还有当前地缘政治环境及该国独特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干扰。

　　这正是部分中方专家所担忧的。“俄方能否按时供气很难说，因为中俄天然气管道不同于中亚管道，后者从气田开发到管道修建全部由中方主导，无论承包商或施工方都是中国人。即使如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才实现超期完工，俄方很难做到。”中国石油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而俄方最主要的困难，还是在于融资。俄罗斯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俄政府在基建上基本不投资，主要依靠企业完成投资。而企业的建设资金主要依靠融资。“俄罗斯很多工程项目都是做了计划后完成不了，就是因为没钱了。”刘旭称。

　　刘旭表示，尽管中国已答应预付250亿美元，但俄方仍需再筹到约300亿美元用于开发和建设。指望俄气出这笔资金显然不现实；且目前俄罗斯正遭受西方制裁，以较低成本向西方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能性也很小。

　　“中俄天然气大单中的4000亿美元，毕竟要分30年付清，显然对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补血意义十分有限。”高玉生认为。

　　中海油能源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直言：“欧美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使俄罗斯的经济倒退很多年，不要以为欧美都是纸老虎。”

　　因此，俄罗斯只能内部融资。目前俄罗斯有可能实现的融资方案有限。一方面，普京计划让俄罗斯外汇储备出一笔钱为俄气增资，用于修建天然气管道；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可从国家福利基金中拿一部分资金投资基础设施。

　　此外，俄罗斯储蓄银行等俄国有商业金融机构表示，愿意参与此项目融资。然而，上述投资来源是否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限制，或有其他方面的利益掣肘，都是未知数。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中俄双方本打算在2014年底才就预付款达成协议，但仅在签订供气合同后不到一个月，中石油就答应拿出250亿美元的预付款。这除了表现出双方合作的诚意，也显示了俄方资金的极度匮乏。

　　有诸多业界人士担心，尽管预付款能保证俄罗斯前期工程的开展，但俄方较低的行政效率以及东西伯利亚各种复杂的环境、气候问题，令人难免担忧工程进度能否得到保障。

　　“一旦工程因政策问题，或商业纠纷甚至季节问题出现迟滞，开发的天然气只能存在储气库里，但俄罗斯并没有那么多仓储设施，管道沿线的很多仓储都是临时的，气田的仓储也是临时的；一旦工程停滞，在东西伯利亚的严寒之下，气田马上会冻上，需要重新加压才能复产，这样成本高不可估。”上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说。

　　另外，尽管中俄两国从政府到企业层面均达成诸多共识，但历史上也曾有过前车之鉴：中俄原油管道的价格公式确定后，却在操作细节上纠缠不清，导致管道建设过程中出现诸多纠纷。

　　2009年中俄石油大单的签订，也是基于当时的外部压力，因此有些细节并未事先讨论清楚。管道开始建设后，出现了双方对公式解释不一致的问题：中方认为双方签订了长达20年的大单，且已给了俄方预付款，俄方理应在最终价格上给予优惠；俄方接受这一要求，但并未给出具体的折扣数字，仅答应免掉从海参崴到中国边境这段管道的运费，作为给中国的优惠。

　　彼时，此段管道的具体长度和管输成本都很模糊，后遗症因此种下。俄方后来将这段管输成本定成了“零”，由此导致双方陷入纷争，最终通过双方政府高层对话才得以解决。部分专家认为，这种情况仍有再次出现的可能。

　　中国如何用足市场优势

　　除了俄方在气田开发和管道修建方面面临困难外，中俄天然气管线的变数还包括国际天然气市场不断发展演变的外在影响。中国石油大学中国能源研究中心学者刘乾指出，尽管双方签订了30年合同，但期间必会根据市场变化而对价格公式中的参数做出诸多调整。

　　虽在地缘政治压力下签订了合同，但其中却包含了俄罗斯一贯的商业逻辑。这一逻辑，并非简单要求对中国和欧洲的天然气贸易在售价、收益上相同，而是想维持其核心的价格体系和贸易模式。作为卖方，俄罗斯自然要核算天然气开采和管道建设的成本，以维持一个适当的利润率。

　　“同样，中国考虑的也不只是不同市场之间的具体价格，更多的是全球市场的变化趋势，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刘乾说，“换言之，中俄之间按此种定价方式产生如此大的天然气贸易额，对未来的全球天然气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际能源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任何一个变量及趋势，都会在未来引发深浅不同的格局变化。譬如，美国已凭借页岩气革命，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这引发了连锁反应，对俄罗斯产生了影响。

　　“俄罗斯长期合同的定价方式，一签就是几十年，很不灵活，让欧洲的用户非常不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指出，页岩气革命使得出口美国的加拿大、卡塔尔等国的LNG，不得不转向欧洲和亚太市场。欧洲市场供应者增加，导致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可接受度下降。

　　从2008年开始，意大利埃尼集团(ENi)、德国意昂集团(eon)和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GDFsuez)等欧洲公司和俄气叫板，要求修改长期合同中的条款，对原有的定价公式引入10%-15%的欧洲现货市场价格比例，成为一个混合公式。但是，该定价公式中仍有90%部分是长期合同的定价模式。目前的页岩气革命，还未逼迫俄罗斯彻底改变其在欧洲传统的、与油品挂钩的定价模式。

　　本质而言，全球天然气定价仅有两种模式，一是根据现货定价的模式，即美国的Henry hub定价模式；此外的全球其他市场，天然气定价均与油品相关联，差别仅在于挂钩油品的种类和权重不同。

　　那么中国如何应对该现状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局？诸多专家认为，中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天然气消费市场，是谈判中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2013年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仅1.4%，低于前十年2.6%的历史平均水平。其中，仅有中国和美国天然气消费量增量最为显著，分别为10.8%和2.4%，占据全球消费增长量的81%。

　　但中国显然未能用好自己的资源——在与俄罗斯的定价谈判中没有引入现货价格。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并未形成有影响力的现货市场。目前，中国天然气价格仍由政府确定，未形成与国际价格接轨、并能反映中国市场供需的市场价格。

　　刘乾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定价方式，用美国的Henry hub俄罗斯不答应，用日本的JCC又太高，那就只能按照俄罗斯传统的商业模式来。毕竟，俄罗斯与油品挂钩的模式是相对公平的，而且已在欧洲实际应用了。”

　　事实上，中国实际具有影响甚至建立亚洲定价模式的潜力。韩国天然气公社中国事业团部长崔珍起认为，一国想建立天然气标杆价格，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大量的天然气供应量，二是要有巨大的市场——中国是亚洲地区唯一同时兼具这两方面条件的国家。因此，也是最有希望形成标杆价格的国家。

　　诸多专家认为，中国唯有在此战略窗口期抓紧落实天然气价格改革，激发天然气市场活跃度，以形成自主定价能力，才能免受或少受美、俄因素的左右，才能在全球获得足量而价格可承受的天然气供应。

　　一个业内俱知的事实是，中国布局的东北、西北、西南及海上四大天然气进口通道，各自价格均不低。即使国人认为最划算的中亚天然气，到岸价也与此次中俄敲定的价格相差无几。土库曼斯坦井口价为200多美元/千方，到中国阿拉山口的到岸价为360美元/千方。而缅甸进口天然气价格为430美元/千方，进口LNG价格更是高达500多美元/千方。

　　因此，中国提高国内天然气销售价格、以增强市场承受能力势在必行。

　　中国应对中俄管线未来变数的另一方法，是力争进入俄罗斯油气资源上游。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前大使殷松龄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石油公司在土库曼斯坦所产的天然气，并不需要统一卖给土库曼斯坦石油公司，再由土方出口中国，而是可以从气田直接输入管道送往中国。正因中石油进入了土国油气的上游，使得中国在天然气进口价格方面有了较大的议价权。而进入俄罗斯油气行业的上游，也应是中国公司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