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打假攻防战：阿里系仅一家正版吉祥物

　　假货泛滥，阿里系仅一家正版吉祥物造假繁杂，海关查假成体力活。

　　[ 即便生产正版福来哥的国际足联授权商上了新闻联播，但这丝毫不影响假福来哥继续出现在央视节目里，第二天，他们在央视另一个频道里，发现主持人面前摆放的福来哥为盗版产品]

　　说了你可能不信，世界杯吉祥物福来哥的官方授权商说，整个阿里系只有一家天猫店是真货。其余全是假货，根据他们的监测，最多的一周，淘宝网上能冒出70多页，上千个世界杯吉祥物的仿制产品链接。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六大合作伙伴之一的阿迪达斯则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电子商务这类新型的产业模式，给假冒产品经销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隐藏身份与非法供应链的平台。”

　　而此时此刻，在位于义乌市诚信大道266号的义乌海关查验科楼下的作业台上，一旦海关人员遇到与世界杯相关的产品，他们就会放弃机检进行繁琐复杂的人工查验，而国家海关总署的知识产权备案数量，也日以继夜地正在增加。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透过其背后由合作伙伴、赞助商、授权商，乃至传统代工企业和国际足联组成的商业链条，传统代工企业进化的同时（参见本报2014年7月1日报道《世界杯商路上有多少“中国造”》），也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和授权商的打假攻防战场。

　　福来哥“维权”

　　“我们预计到了国内有假货，但没预计到情况有这么严重。”6月20日，在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孚德”）二楼的办公室里，其市场总监黄昆仑对本报记者说。

　　去年6月26日，国际足联将世界杯吉祥物福来哥（Fuleco）巴西以外地区授权颁发给了杭州协程实业有限公司香港子公司Kayford Holdings Ltd.，为此，协程实业专门成立杭州孚德来运营和管理授权。

　　这也意味着，在有国际足联正版授权毛绒玩具、钥匙扣等六类福来哥生意中，协程实业已从过去国际贸易商的角色转变为巴西以外地区世界杯吉祥物的全球总经销。（参见本报6月23日报道《世界杯“福来哥”官方授权：试出来的生意》）

　　据黄昆仑透露，和在海外每个国家授权一个下属经销商一样，在国内市场线下销售渠道，杭州孚德通过授权北京雅昌恒丰科贸有限公司来运营，同时杭州孚德在天猫商城有官方旗舰店进行网络销售。

　　“整个阿里系，只有天猫一家店是真的，我们重点打假在淘宝。”黄昆仑说。7月2日下午2点，打开淘宝并搜索“世界杯吉祥物”，在多达98页的页面上，仅仅前5页，就可以看到有117个非孚德官方旗舰店的链接。

　　淘宝售假已成公开秘密。去年5月，马云在杭州的一次发布会上也表示，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同时，“假货”毒瘤也在不断滋长，当前阿里巴巴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假货和知识产权问题。

　　而在过去几个月，看似静态世界杯吉祥物的淘宝页面，与杭州孚德打假同步，每天都在上演悄无声息的假货攻防战。

　　“我们发现有假货链接，就将链接保存下来，然后上报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再通过他们在上海的律师团队打假。”黄昆仑说，“一般三四天后，就会看到相关非法的链接被强制下架，最多的时候，每周差不多有100多起。”

　　但这仍不阻更多链接的出现。据杭州孚德的监测，在过去两个月，每个星期都会出现70多页，上千个假货。

　　而在线下，让黄昆仑感到最为戏剧性的一幕，是6月底他们在公司附近就发现了一家售卖仿冒福来哥的门店。更早之前在网上流传甚广的福来哥制造工厂图片，“也是假货”。

　　由于正版毛绒玩具福来哥是杭州协程和国际足联反复打样数月才成型，因此，在电视里黄昆仑也能辨认得出真假福来哥。6月21日，杭州孚德上了新闻联播，但接下来黄昆仑在体育频道的节目里，还是看到了主持人面前摆放的假福来哥。

　　在杭州孚德办公室，黄昆仑拿出了4个假福来哥的版本举例说明，目前福来哥制假已进化至4.0版。

　　“开始的时候，（福来哥）是根据图纸自己制作的，很多细节都对不上，第二个后面加了个辫子，第三个版本后面出现贝壳了，第四个则是在天猫店买了产品后直接制假，标牌都是我们公司制造的，但没有防伪标志，字体也不一样。”黄昆仑说。

　　国内假货能蚕食你们多少利润？“以前我们觉得会蚕食，但现在发现我们只能从他们手中分一杯羹。”黄昆仑说。

　　海关打假

　　除了在国内电商平台和线下频繁遭遇“造假”，国内假货的另一头是销往国外，而海关则是主战场。

　　6月23日义乌港，义乌海关监控查验科一楼作业大厅，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已被卸下了四分之一，大块头纸箱堆得满地都是，打开纸箱就能看到里面是等待出口的足球。

　　义乌海关监控查验科副科长施青松对本报记者介绍说，等待出口的货物，一旦被海关风险布控，就要接受海关查验这一环节，而在世界杯产品上，查验的重点就是是否侵权。

　　而与一些大型货物通过机器扫描只需要15分钟的查验不同，对涉及到侵权产品的查验，需要人工进行，查验时间甚至会是数天，对海关人员来说，这也是个体力活。

　　对于摆在眼前的一整集装箱足球，施青松估算说，一个集装箱大概有1000～1500件箱子，每件箱子里有60个足球，如此算下来，这箱大概就有6万～9万个足球，而他们会按照这批货物报关票数的一定比例进行人工抽检。

　　查验的内容，便是根据相关企业在国家海关总署的具体知识产权备案，进而检查即将出口商品是否涉嫌知识产权侵权。“今年的足球和往年不一样，没有阿迪达斯的商标，仿照桑巴荣耀的设计也是侵权。”施青松说。

　　施青松介绍说，国家海关总署有个专门的备案系统，企业可以就相关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申请备案，如果查验发现有知识产权侵权的嫌疑，海关就会暂扣下来，然后和权利人（备案企业）联系，权利人确认是侵权，那么就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义乌海关也有着全国唯一设在隶属海关（隶属于杭州海关）的知识产权科，在施青松们查验到可疑物品后，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由知识产权科办理。

　　义乌海关知识产权科科员许冲对本报记者介绍说，他们在接到查验科的线索后，就会和具体的权利人联系，并调查落实是否侵权，一年他们办理的案子，有三四百起，而他们人手相当紧张，“有时候仅仅调查卷宗就有三四厘米厚。”

　　而以国际足联的世界杯产品授权为例，在查到涉嫌侵权产品后，知识产权科也会向国际足联驻上海的律师团队联系，并进一步调查落地。

　　义乌海关提供给本报记者的资料显示，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的相关知识产权产品，除了吉祥物，还有国际足联商标权、大力神杯、世界杯官方标志、桑巴荣耀足球、阿迪达斯公司著作权等8个系列超过35个门类。

　　而除了日常案件的办理，许冲表示，他们还负责法制宣传、科室内部的事务，以及和工商、公安等执法部门配合做进一步的行动。

　　“比如前期法院判决的案子，是我们查获的，我们要做好配合调查，还有一些重大知识产权案子，和公安联手去捣毁制假窝点，从源头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许冲说。

　　攻防背后

　　施青松对本报记者透露，从今年1月至6月23日，义乌海关总共已查处39起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涉及19个品牌货值234万元，其中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大力神杯都在列。

　　而这只是今年世界杯期间海关打假的一小部分。国家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中旬，全国海关已查获侵犯巴西世界杯相关知识产权货物1013批次，查扣侵权货物逾83万件。

　　据许冲介绍，义乌海关今年的行动，也属于国家海关总署今年4月开始的“绿茵行动”的一部分。之所以要展开这个行动，“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能力。”国家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张广志说。

　　相比于上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知识产权造假有何不同？

　　施青松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造假手段上，他们发现逃避海关查验的手段层出不穷，种类也更加繁杂，“原来是仿冒，现在是把商标盖起来，或者字母多一个少一个，打击难度更大了。”

　　针对今年5月义乌海关查获的大力神杯造假案，施青松说那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除了大力神杯，那一批次的货物，同时查获的还有足球、衣服等，“门类多，和世界杯关联度高。”

　　阿迪达斯在给本报记者的回复中也印证了施青松的说法。“我们发现一些仿制品故意遮盖了我们公司的商标，但复制了我们的产品设计图案，这同样也侵犯了我们的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

　　除了认为“绿茵行动”支持了公司打假举措，阿迪达斯还表示，公安部在2012年和2013年组织的“破案会战”和“集群战役”，也均对中国假冒产品的销售网络渠道进行了有效的打击。

　　施青松表示，在企业层面，另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国内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在提高，不仅近几年查到了一些涉及国内企业知识产权造假的案件，同时，到国家海关总署做知识产权备案的国内企业也明显在增加。

　　截至7月2日，本报记者在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保护系统查询显示，目前相关知识产权的备案多达22890条，其中涉及到中国内地企业的备案，已有11811条，占据其中51.60%的份额。

　　另有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除了上述造假情况，还有一种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隐性营销侵权。“有一些国内大的品牌，做活动可能没把方案设计好，但实际构成了侵权。”

　　对于国内市场的知识产权造假现象，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去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0万件，2008年～2012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7.8万件，同比上升284.2%。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顺德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近几年中国也加大了打击力度，但面临利润诱惑，很多人仍铤而走险，体现为网上的假冒、盗版层出不穷。

　　“这个问题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的特有问题，但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特别快，规模大、市场大、人也多，使得这个问题显得突出。”李顺德说。

　　与阿迪达斯所述一致，李顺德表示，网络监管与现实监管区别很大，销售不经过固定场所，销售方式分散，而网络销售成本低廉，也加大了打击难度。

　　由此，李顺德建议说，行政监管上，要加大行政执法查处的力度，网络服务商、商务平台也要加强自身监管，此外，还应该加大知识产权的普法教育，使消费者提高自觉性，抵制假冒、盗版产品，使其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