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审视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描述的那个尚礼而黩武的日本民族，国人应该对上述两个词汇都会印象深刻。这本跳出东亚视角的著作，多年来一直被认作是观察日本社会的客观冷静之语。
书中涉及到的颇多问题，其实早在晚清张之洞任职湖广总督时，整个湖北官场最早就有所耳闻。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这股“东学热”使得部分国人在获得惨痛教训之前，就得了解和学习日本的风气之先。
随后几十年内的两场中日战争，把双方推向严重的对立面，二者在政治、经济层面的互相角力与合作一时不绝。战争之后，中日关系没有很好的时候，也没有极差的时候，这可能已成为东亚两强之间的真实写照。
近年，日本在野田佳彦和安倍晋三两届内阁任内，和中国都再次不断发生摩擦。刚刚过去的7月7日，又逢敏感的抗日纪念，而在几天前，安倍政府决定通过内阁决议的方法修改对宪法的解释，基本上确认了日本“部分”拥有集体自卫权。这也意味着，经过战后70多年的和平国家之后，日本终于看到国家正常化的一抹曙光。
这个从战后吉田茂时代就时时萦绕在日本头顶的自卫权问题，一直引发各方颇多争议。现在一石激起千层浪，集体自卫权解禁事件，继钓鱼岛风波之后，又在中日之间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
那么在这波澜背后，中日当前的经济关系是怎样一种状况？
当前中国对日贸易仍处于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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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日经济之间就蒙上了一层阴影。2012年当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便下降3.9%。作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3125.5亿美元，继续下降了5.1%，其中对日贸易逆差为119.9亿美元。
其实近年来中国对日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搜狐财经整理海关总署数据发现，在2013年2月至2014年5月的这16个月之中，中国对日进出口总额14个月逆差（尽管最大逆差值仅维持在20多亿美元的水平），只有2个月实现顺差。
这项统计表明，即便在双方关系由于政治风波遇冷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对日进口仍然要超过出口。政治关系的动荡，似乎并未在经济上得到本质的展示，曾经直接展示出来的——可能也就是愤怒的民众在街头砸毁过几辆日本轿车。对日逆差的长时间存在，这也远离了国内民粹层面的“以经济手段制裁日本”的美好愿望。
博弈“亚投行”
2013年，习近平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会晤期间提出了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建议。这家新银行立足于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拟包括东南亚，乃至部分中东国家在内。目前已有22个国家对此表示出兴趣，中国已经与10个国家签订谅解备忘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拟于2014年年底开始运行。
在今年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财政部长楼继伟再次提到了上述事宜，并表示中国的出资比例不一定非要达到50%，也就是意味着不一定非要坚持话语权。不过，此举仍然被观察人士认为是中国试图推行自己主导下的金融外交的重要步骤。
日本就有媒体指出，中国希望取代美国，通过亚投行来主导在印度洋到亚洲海域的港湾开发等，构建自身的“海洋经济圈”。
而对于中国在亚投行上付出的努力，日本官方最近则拒绝了参加其创建工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方已就此通知中方。一些专家认为，东京试图阻碍中国在本地区经济影响的扩大。
与还在襁褓阶段的亚投行相比，日本拿在手里的砝码之一是成立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在亚开行内，日本和美国各占股15%，是最大的股东。而中国则仅握有5%的股份，尽管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日本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表示，中国已多次指出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本分配不公。中方看到很难在亚开行、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取得什么进展，因此便想到了来亲手打造“自己的银行”。
这场看似围绕亚投行的竞争，实则反映出中日两国对自身地位的不断修正和植根于双方内部的某种忧虑意识。这一幕，作者感觉似乎和一个世纪前的两国互相竞争没有本质的区别。
7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与澳大利亚总理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希望能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从而改善双边关系。不过，安倍的话语和他的前辈村山富市相比，无疑还是发表于1995年的村山谈话更具温情和吸引力——后者已经被公认为历代日本首相承认战争犯罪的表态范本。从这个角度来讲，中日关系的困顿局面，仍会长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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