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从传播学的角度，你如何解读像Yo、脸萌等社交新媒体的出现？这些“二次元”社交媒体在短时间内俘获了大批用户。
李同兴：我不主张用传播学或心理学的单科知识来解释这类现象。按照它们的某种特征，它们的出现和崛起，整体上代表了社会文明的一种进步。科技在进步，生产力在进步，人在进步，社交软件也在进步。我用“进步”来表达，很多人会不同意，因为“进步”这个词有着明显的价值判断。那我姑且用“发展”来表达自己的判断。
这里面涉及最核心的问题，是人和媒体、人和外界的关系。我们以前对媒体的传统定义是，它是人和外部社会保持沟通的一种工具、一种渠道。它有两种功能，一是帮助人们认知外部世界，相当于人体器官的延伸，起到了望远镜和显微镜的作用。另外一种是沟通的功能。即使在网络时代初期，人们发明、购买、使用社交媒体，也都基于这些原则。但是到了今天，靠媒体工具来了解世界，靠它来有效率地沟通，这两个目的已经弱化了。试问，现在你离开了哪种媒体、哪种电子社交工具不能存活呢？
短短一二十年，媒体理论已经从麦克卢汉“媒体作为器官功能的延伸”，演变为庞洛梅蒂所说的“人与媒体的关系是交互和平等的”。也就是说人和媒体、人和网络社交工具已经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了。这种转变在最近三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交媒体的发展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前还是人围着媒体，或者说人围着媒体所代表的外部世界在转。但现在，媒体倒过来围着人的自我来转了。
生产力过剩，让很多人不用考虑生计问题，不用过多关注外部世界。这种新社交媒体，只是让人和外部保持沟通，而且这些用户与外界的沟通，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正在用电话采访，这种沟通是为了完成工作，为了挣薪水，其实就是一种（基于）生存的沟通。但现在，这些新社交媒体的用户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也不需要考虑信息是否有用、是否有营养，对他们的生活是否有帮助。新鲜、有趣，能获得和以往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体验，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日报：用户还是否需要在与外界的沟通中体现自我价值？
李同兴：他们的使用者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价值。他们使用、体验，并且自己制造内容，然后传播，这种过程就是使用新社交媒体时的自我价值体现。
日报：为什么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重要成果—文字，在这种新社交媒体平台上相当弱势？
李同兴：文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当初被发明，就是因为它极有效率地、准确、直接地传递有用的信息。但现在，新社交媒体的用户不必考虑传播的速度、效率，不必考虑信息是否有用。他们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功利”的因素，于是，更容易被视听器官快速接受的符号、图像、影像，在这些渠道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其实，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像Yo、脸萌等新社交媒体的出现，就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日报：从这些表征来看，它们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这些社交新媒体的内容简单得略去了很多现实社会的交往规则，传播符号卡通、“狗血”，滤除了人类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情感。
李同兴：是的，这种文明的进步之中也包含着危机。在这类新社交媒体蜂拥出现之前，我们在媒体上接收到的各种信息，包括新闻、戏曲，哪怕是后来出现的网络剧、在微博上的沟通、在微信上流传的大部分帖子，都是提供有用的信息，教育我们如何社会化。或者说，无论是陶冶，还是宣泄，它们还都有让人返回现实的功能。
但是，现在出现的新社交媒体，基于网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里，人们可以将“温良恭俭”等一切社会规则都抛诸脑后。现在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让一部分宅男、宅女不用回到现实世界，照样可以生活得很满意。这样的群体如果逐渐庞大到一定程度，占到人口一定比例，就会演化成文明之殇。
我们有两个参照系。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如果陷入这种虚拟世界，而不为现实世界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就可能让经济发展陷入迟缓。第二层担忧，来自进化论的最小成本原则。当不需要付出现实的努力实现生存的时候，生物是不需要努力的。当这样的族群发展到一定规模，会对整个人类的进化基因产生影响。
这些新社交媒体为年轻人提供的虚拟世界，包含了大量非现实、非社会化的规则。一旦习惯了这个世界中没有面孔、没有等级、没有秩序的生活，当他们不得不返回现实的时候，就会表现得不适应。不能说他在新媒体里学坏了，只是，他是非社会化的人，所以他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这些新社交媒体崛起的时候，社会也要为人们提供更多返回现实的途径，让人们更多地生活在现实之中，鼓励人们在现实中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
作者：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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