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提：收入和财产累进税制不可或缺

　　胡艺瀚

　　[ 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介入是不够的，这同样需要税务制度的配合。我们需要一个能保证财产信息透明的制度，它对每个人都有强制力。贫富差距并不仅仅缘于腐败 ]

　　整个夏天，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都没有度假的计划，他准备静心待在自己1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内，与中信出版社合作，让《21世纪的资本》的中文版尽早在中国面世。

　　皮克提，一位43岁的法国经济学家，凭借《21世纪的资本》一书在美国一炮而红，也受到中国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在书中，他分析了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以及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等政治经济问题。皮克提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对于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问题，又有何解决良策？第一财经驻法记者在巴黎专访了这位“炙手可热”的学界新星。

　　这是他接受的首家中国媒体的电视专访。他标准的“法式英语”让记者觉得可爱。记者决定用法语采访他。采访那天下午，午饭过后他准时出现，右手握着一小杯浓缩咖啡。他握手很轻，从问好到听提问，一直面带微笑，很有耐心，态度谦逊。

　　在皮克提看来，财富分配不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他开出的药方是对收入和资本尤其是遗产和继承所得资产征收累进税。他相信，针对巨富和巨额遗产征收高税率，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任何负面的影响，反而能促进财富的更合理分配。

　　资本收益率将永远大于经济增长

　　第一财经：你并不是唯一关注财富分配和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但唯独你的这本著作在西方各界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书的成功？

　　皮克提：对于这本书的成功，我感到很高兴。这本书旨在讲述一个通俗易读、带有人性色彩的关于钱的故事。这本书的真正新颖之处，我相信也是真正能够吸引大众的原因，是我汇总了全球30多位专家、长达15年的共同的历史研究成果。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告诉大家未来唯一的可能性，而是帮助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看法。因为（贫富差距问题）不应该只留给经济学家来研究，它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第一财经：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67年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但你的《21世纪的资本》却基本上是一炮而红。你是否认为现在世界的贫富阶级矛盾比当年还要尖锐？

　　皮克提：这个（贫富差距）问题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各派经济研究的重点。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尤其是在美国，贫富不平等的程度重新上升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它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情况越来越严重的美国。在19世纪卡尔·马克思时期就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在被重新提了出来。

　　说到《资本论》，我不知道你是否试着读过，但我觉得是很难读的。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理论和思辨。相比之下我认为我的书更具可读性，更通俗易懂，没太多理论和思辨。我这本书在试着讲述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经济学故事。

　　如果我们深入探究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未来，我和马克思最大的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利润率趋向无限下降。他认为资本收益率将最终趋于零，并且引发无产阶级革命，颠覆一切；但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如果说有一条定律统领我的这本书，那就是r>g，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r（马克思称为资本利润率）将永远大于经济增长率g，这种趋势也将无限延续下去。这与马克思的理论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我认为只有民主政治的政策力量才能把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性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才能着眼群体利益、驯服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平等属性。

　　贫富分化引发美国梦破灭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表示，在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市场越完善，贫富不均越是如此。那么，在当今资本市场最发达的美国，白手起家致富的美国梦已经破灭了吗？

　　皮克提：美国梦的破灭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政府和政治决策可以平衡收入再分配。但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趋向又拉大了贫富不均，而经济学角度的完美资本市场与长久的高度不平等共存，它允许资本持有者获得世界上最优的资本收益。不过实际上，我们面对的资本和金融市场让不平等的趋势更显极端：那些大的资本集团可以操纵的复杂金融产品，往往能给它们带来极大的资本收益，这个比率可以达到6%~8%，但小型资本或者中产阶级只能勉强得到与通胀相当的收益水平。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的不平等很可能由于金融政策的放松监管变得更为严重，这更印证了我书中提到的资本主义r>g的机制。

　　第一财经：有人将你与180年前的托克维尔比较，称你是继《美国的民主》之后又一位影响了美国人的法国人。托克维尔曾指出，在财富分布不均的情况下，民主政治的稳定也可能受到威胁。也就是说，财产自由与民主政治并非完全一致，你如何看待？

　　皮克提：托克维尔在书中的观察是，在刚成立的美国，财富集中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当时的欧洲。要知道在很长时间内，美国比欧洲的平等程度更高。美国的财富分布状况也比欧洲更平衡——当然我指的是白人美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也是美国民主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当财富和遗产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民主政治就很难维持下去了，这是目前美国民主政治遇到的一个严峻挑战：如果贫富不均太严重，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也面临着政权被少数人劫持的危险。

　　第一财经：美国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通过征税来限制富人，这是否会打击他们的创业积极性、降低效率和竞争力？

　　皮克提：不，完全不会。我认为这两者可以共存。我们先看针对最高收入者的累进税制。在美国，在1930年到1980年，美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征收82%的所得税，这种做法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不但没有遏制美国经济的增长，并且美国在1950~1980年间的增速更是超过了现在！

　　我认为资本累进税率高与经济增长、社会创新是可以并行的，但条件是只针对巨富和巨额遗产征收。因为在那样的水平上，财富不均对增长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以来，美国财富不均现象达到了高峰，但这个时期并没有太出色的经济表现，人均GDP年增长率只有1.5%。现在的美国，人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等收入者增长停滞不前，债务高企，金融系统脆弱，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不平等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有益

　　第一财经：你刚才提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及不平等的有用性，让我想起中国邓小平时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皮克提：我认为邓小平做得很对，我认为不平等在一定程度的范围内对社会是有益的。我并不是要强调绝对的平等，这只是一个度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不平等可以是合理的，不但对促进增长和创新起到积极作用，还能改善底层民众的整体状况。可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不平等就变得极端和过分，它不但不能对增长起到任何作用，而且会阻碍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不仅如此，政策措施也变得非常难实施。因为如果小部分人群过度掌控着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以他们对政治程序的影响能力，可能会变得很危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追求绝对平等。

　　收入和财产累进税制不可或缺

　　第一财经：这本书的中文版今年即将在中国面世，目前中国各界对这本书的讨论已非常热烈。你觉得目前中国的经济模式下，如何避免巨大的贫富差距？

　　皮克提：目前我们关于中国资本积累和财富集中模式的相关数据还非常有限。但我完全相信，中国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发展轨迹的观察，学习到自身今后应如何发展的宝贵经验，包括欧洲和北美。

　　其中的一条经验便是我们不应简单地让市场和市场竞争的自发力量自由运转。目前在中国实行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其累进税率可以更高，尤其是针对最高收入的那一部分人。而财产累进税目前在中国并不存在，当然这里指的是遗产和继承所得。这样的税制应与经济的增长并肩齐行。如果没有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可能遭遇的首要难题就是社会财富缺乏信息透明度。根据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历史经验，税收是提供信息的有效手段。通过累进税制，一方面我们能得到可靠的历史数据，加强社会的自我认知度，而另一方面也能基于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税率。

　　第一财经：为了抑制贫富不均，反腐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

　　皮克提：反腐措施会很有成果，与我提出的政策药方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如果按照打击腐败的个案来看还不足够。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打击个别的腐败案来调节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财富集中和遗产累积的方式。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介入是不够的，这同样需要税务制度的配合。我们需要一个能保证财产信息透明的制度，它对每个人都有强制力。贫富差距并不仅仅缘于腐败。

　　第一财经：但你自己也承认推行这种累进税制对国际间的协作将构成挑战。那么，这在一个国家内部或者小的跨国区域范围内依然可行？

　　皮克提：我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大到能独立运行这项税制。美国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4，但它在落实政策时有相当的困难，我们还记得美国政府为让国会通过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所经历的周折。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身躯则更加笨重，就连打击瑞士的避税天堂，欧洲能采取的唯一措施也是美国发起的制裁。相比之下中国推行这种税制有很多优势：比如政治决策更加集中，原则上应该更容易协调。政府还能同时监控资产的流动，掌握社会财富的有用信息，并以此来制定合理的税率。

　　第一财经：你觉得在政府调控市场这个问题上，中国做得怎么样？

　　皮克提：我相信中国正在实践的国家调控市场的道路是前所未有和独一无二的。我会继续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国有财产和企业私有财产存在不同的混合模式。中国也可能创造出新的混合模式，这些模式也许不被西方国家采纳，但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可以持续发展。我认为在国有资产以及国家对其生产的直接调控程度上看，决策者不应忘记在直接调控的手段中，针对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我们对国有资产如何管理，私有产业都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私人继承财产的规模在中国也增长得非常快，房价在中国各大城市飙升，那些没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人因此很难得到房产。为了更好地调控这些个人财产，对于遗产和捐赠财产的征税可以弥补那些只有工资作为收入的人群税收损失，征收收入和财产累进税就变得更加必要。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把对工资收入的税收与继承上辈财产的税收很好平衡起来，否则，中国社会将很难达成财富分配平衡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