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成
编者按/作为党内监督主要手段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巡视制度，在建立十余年之后，伴随着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高潮，成为中央反腐行动的利剑。改革之后的中央巡视制度，因中纪委的高调姿态和较之以前更加透明的做法，也为社会大众所周知。两年来，十几个巡视组奔赴各个省份和一些央企、事业单位，所到之处均引起当地官场的震动和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期许。而从目前的反腐成绩单来看，虽然更多细节仍不为人知，但巡视制度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这一系列变化被专家认为是党内监督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任务艰巨的反腐大业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一线调查
解密中央巡视组
以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为主要任务的中央巡视组，在完成本年度第一轮巡视并“晒账单”后，随即将对上海、四川、浙江等十个省区市开展常规巡视—至此，十八大以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实现巡视全覆盖。而两年四轮巡视中，除了地方外，另包括15个国企、事业单位、院校。
“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7月16日，在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强调，巡视组要继续发挥“利剑作用”。
利剑之下，效果卓然。不过民间、学界仍有更多期待—面对反腐压力，巡视工作在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之外，更应产生反腐的长效作用。因此，其转变、创新带来的经验，应当被充分总结并借鉴到反腐思路中去。
谁持利剑
巡视，中国自古有之，研究者认为汉武帝时就已实现制度化。历代巡视内容主要为“考核吏治”。于文艺作品中，则被符号化为“钦差”和“尚方宝剑”。
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央巡视工作，起始于1996年，当年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中，决定“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2003年，中央批准成立在中纪委、中组部设立巡视组和巡视工作办公室，并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巡视被确定为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之一，这被认为是中央巡视工作全面展开并制度化的开始。
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同年，全国省级党委积极响应，陆续设立了121个巡视机构。从而形成了一张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党的党内巡视监督网络。时任中纪委负责人宣布将用5年时间实现对全国31个省区的巡视。
2007年，巡视制度被首次写进党章。2009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发布实施，同年这一巡视组正式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十年的制度化步伐之外，则是一连串“成绩”：2006年9月，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以受贿罪被判11年；2007年12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一审被判处死缓；200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被判处无期徒刑等腐败大案要案，最初线索来源都与巡视工作有关。
历史成绩辉煌，制度渐趋完善，如果说这是对中央巡视组过去的总结，那么过去一年多时间中，一个个老虎在巡视结束后不久即被揪出，无论数量还是级别，都大大超越过去的那份“成绩单”。更为明显的是，相比于此前“五年走遍全国”的节奏，现在则变为两年走遍全国—本年度第二轮巡视之后，全国31个省区将实现全覆盖。
高效、出成绩背后，则是一系列的转变和创新。在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看来，这种转变和创新首先体现在巡视组自身构成上。
“过去，我们看到的人员是相对固定的，哪个组就巡视哪几个省。但现在都不确定，组长是一次一授权的，去的地方也和组长的履历毫无关联。而且巡视组被要求只去发现问题，要尽可能在巡视过程中不发表意见，不干预地方工作。”谢春涛认为，这种人事上的灵活化和权限上的明确化，让巡视组更加专注于巡视工作本身。
“巡视组组长不是‘铁帽子’，一次一授权。”2013年6月，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上的这一决定，随即成为规则。在之后的巡视组组长任命中，人们发现，不仅一次一授权，并有严格的回避制度—被任命为组长的人，要与被巡视对象毫无交集。且一般从已离开一线岗位、但尚未年满70岁的省部级(正职)官员中选任。
据中纪委信息，这些人来自中央建立的组长库，但目前尚未有信息说明这一组长库如何建立。
“从旧有的监督力量来看，数量众多的本单位、本地区纪检部门，之所以受地方牵制较多，未能更好发挥同级监督作用，也与其人员配置有关。”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指出，持巡视利剑者，目前来看似乎必须是被巡视对象的“陌生人”，中央巡视组人事任命的这一特点，实则体现了一种从“自律”向“他律”转变的监督思路，即形成组织的、科学的“他律” ，防止巡视组权力个人化。
剑指何方
高效还来自于巡视工作的目标聚焦—相比于早年的巡视工作，十八大以来，巡视的目标更多指向“找出老虎和苍蝇”，这意味着更强调反腐的效用。现在已经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反腐成绩单也恰证实了这一点。这也正是新一届党中央所一再强调的。
也因此，中央巡视组的“一个中心”即以为党风廉政建设为中心，四个着力点(任务)则为：一是要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三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这四个着力点，也均出现在从去年以来的三轮巡视后的反馈内容中，进一步验证着不偏题、不跑题的巡视指向，而王岐山强调的“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则被专家理解为要进一步做强专项巡视的信号—相比于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显然有着更为清晰的指向和目标性。而从今年已经进行的专项巡视来看，其耗时要比普通巡视更短。
联系2013年7月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的信息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和《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规划》，可以确定，未来五年，中央巡视组仍以发现问题为主要任务，那么在今年底常规巡视覆盖全国后，专项巡视可能会更多出现。届时目标更明确之下，巡视工作是否会出现加速度，从而带来反腐加速度，这令公众充满期待。
目前让公众惊叹的高效，被媒体总结为：用两个月巡视，随即反馈，继而查处。但事实上，根据巡视工作的五步走程序，这一高效背后或许另有一番复杂。
“组长任命上强调没有交集，那么被调查对象一定程度上说是陌生的，但又要在两个月内巡视发现问题，而且还有组长责任制在督促，那只能说明前期的巡视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张希贤分析认为，五步程序中第一部“巡视准备”尤为重要。
据中纪委网站的信息，这项准备被描述为：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中央组织部、审计署、国家信访局等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研究制定巡视工作方案，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印发巡视通知等。
此外，张希贤分析，从前面三轮巡视观察，其中不少问题为经济问题，这可能还需要巡视组在人员配备上保障专业化，以便更为高效地从线索中确定问题所在。
工作程序的第二步，则是巡视了解。即向被巡视地区、单位通报巡视目的和任务，公布巡视组监督的范围、工作安排和联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存在的问题。
这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或许是最艰难的部分。早年，原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曾向外界透露，有一次他在某省巡视，有人给他写信，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地方没你做的事，玩一玩回去吧！你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
这种极端的情形似乎没有出现在去年以来的巡视工作中，但河南省一些基层官员到中央巡视组驻地周边“截访”的行为，亦被专家认为是其背后一种守护地方共同利益的反映。网友则直呼此举有公然对抗中央嫌疑，建议延长巡视组在河南巡视了解的时间。
何以震慑
作为去年第一轮巡视对象，江西的官员曾坦诚盼巡视组早点返京，不过，巡视结束后两个月，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委常委赵智勇相继落马。
应“巡”落马的例子出现在绝大多数被巡视对象地，以2013年两轮巡视的11个地区为例，除了吉林外，每个地区均有大老虎被查。且有的目前已经被判刑。应“巡”落马，是公众对中央巡视工作成效最为直观的感受。
在中纪委图示中，第二步的“巡视了解”程序中，则形象地列举了9种工作方法：(一)听取被巡视地区、单位党委(党组)的工作汇报和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二)根据工作需要列席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有关会议，列席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会；(三)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四)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五)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个别谈话；(六)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七)对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问卷调查；(八)以适当方式对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下属单位或者部门进行走访调研；(九)对专业性较强或者特别重要问题的了解，可以商请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予以协助。
细解这九种工作方法，不难发现，除了公开、覆盖面广的特点外，更有强调证据和专业化的特点，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巡查之后为何在两三个月内即有官员落马—巡视组虽然重在发现问题，但注重证据的工作方式，让问题在被转交有关部门后，能够保证迅速被查处。
第二步程序中还要求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发现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等问题，及时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证据、效率，或许正是应“巡”落马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程序中第三步巡视汇报，则指巡视了解结束后，巡视组要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巡视情况，主要反映巡视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程序第四步的巡视反馈，则要求巡视组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巡视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的意见建议。且要求反馈工作应体现从严治党的精神，严肃认真，形成震慑。
“何以震慑？就是把反馈情况公布出来，经媒体报道后，社会都知道了，那你改不改？怎么改？全社会都在盯着呢，这，不仅是震慑，更是一种监督。相应的追责除了具体的人之外，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党委、纪委是要担责的。”张希贤称。
程序的最后一步则为移交督办：即巡视组对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和归口管理、各司其职的原则，分别移交中纪委、中组部有关部门或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及时督办。对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整改情况，以适当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目前来看，去年被巡视地区均已发布相应整改进展情况，有分析认为， 这或许还要等“杀个回马枪”来验证这些发布信息的真伪。
“总体而言，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和良性的循环，前期有人员上的保障，有充分的准备，有明确的目标，巡视中公开接收公众反映问题，结束后按照情况，一部分移交党纪国法处置，一部分公布给社会，要求被巡视对象整改，从而保证了群众的参与度，也促成了社会监督的形成。”张希贤称，考虑到目前的巡视制度和方法仍在创新过程及实践中，相信今后这一党内监督制度还会有更佳表现。
对于巡视工作，作为领导小组组长的王岐山，则在持续强调目标和决心的同时，也不断强调着创新，显然，这一制度还将有改进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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