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必须把贷款从得利者手中挤出来！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了出来。会议指出，要在落实定向调控措施上持续发力。加快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三农”有关政策落实，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尽快见到实效。

　　这已不是国务院年内首次提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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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费解的是，企业普遍反映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并不能得到宏观经济数据方面的支持。刚刚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3.86万亿元。从总量上看，上半年的信贷投放并不少，企业部门的贷款也很充沛，融资似乎并不难。6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85%，比上月高0.29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89%，比上月高0.33个百分点。从价格上看，在央行定向宽松政策作用下，银行间市场的利率一直钉在低位。同时，贷款利率也并不夸张。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8%；目前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仍未公布，预计受定向宽松影响，贷款利率水平将比3月份为低。

　　宏观经济数据与微观企业感受相背离，问题出在信贷的可获得性上。在国内，存贷款资源在大型银行与中小型银行间分布不均。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五大行与国开、邮储7家大型银行的贷款投放占全部贷款的52.9%；其余394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分食了余下47.1%的市场份额。考虑到大型银行的贷款投放具有一定的偏向性，小微贷款并不高。以工行为例，2013年年报显示，在8.7万亿的贷款余额中，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仅约21.5%；实体企业遭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虽然众多，资源集中度却很高，央行的货币政策经常性地因为大型银行的经营策略，而被扭曲、以及难以顺利地传导至实体经济。一方面，大型银行原本存在着审批流程慢、放款慢以及服务态度差等问题，使得“融资难”变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被大型银行截流后，信贷资源由充沛变得稀缺，需要经过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传递到企业手中，令企业备感“融资贵”。

　　从这方面看，“融资难、融资贵”根植于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问题。金融资源分布不均，以及大型银行优先服务于大企业与政府类项目的市场定位，正是问题所在。这种扭曲的市场结构，挤压了普惠金融的空间（“融资难”），加大了普通企业对于贷款资源的竞争，进而推高了价格（“融资贵”）。以此推论，要根治融资成本过高的痼疾，需要把廉价的贷款资源从大型银行、进而大企业与政府类项目中挤出来，尤其是从那些资金运用效率低下，但在政府扶持下“大而不能倒”的“僵尸企业”、以及豆腐渣工程中挤出来，把金融市场理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下阶段经济转型必须攻克的难题。

　　更深层次的，我们曾经分析过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国企悖论”，指出市场利率对于国企（以及政府平台）的软约束，与国企背后的政府信用，正在吞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在下阶段经济转型中，首先需要破除的便是政府对于国企（以及政府平台）的背书，增强市场利率的约束，将贷款资源释放出来。将政府融资功能从平台中剥离，是改革的第一步；之后则是更为艰巨的，推动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离，厘清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根源则是金融市场的扭曲。下阶段经济转型必须根治融资成本过高的痼疾，这需要把贷款资源从扭曲的经济金融结构中挤出来，更深层次的，需要进行政府融资平台的剥离、推动国有企业政企分离，厘清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