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历史教训,我们能清晰地发现,曾酿成甲午国殇的各种弊端,正在被不断革除。
冯玮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浪速号悍然开炮,击沉运载清军士兵前往朝鲜的英国怡和公司商船高升号,船上近千名官兵殉难。英国国际法权威学者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谴责日军“不宣而战”。“高升号事件”是甲午战争之引线,是令国人永志不忘的甲午国殇之肇始,也是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真正开端。
120年过去了,重新审视甲午国殇之酿成,可以看出,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出身陆军,不谙海战,导致战时指挥失当。“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
第二,军备松懈。李鸿章曾自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第三,贪污腐败。“假如中国军队所使用的炮弹不是装满泥沙,他们在这次海战中原本是可以获胜的。战败主要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械局内利欲熏心的官吏的罪恶酿成的。”英国随军记者肯宁咸战后写下的这番话,符合史实。
除上述原因外,甲午战败还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一是清政府国防战略的失误,二是中国工业化的落后。
甲午战前,日本已大力发展海军。1868年7月14日,明治天皇睦仁刚登基即颁布诏书:“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1893年,明治天皇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另从官员薪水里提取一成用作造船费用。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海军舰队的总排水量为72000吨,且多为配置了速射炮的新型舰艇。当时,中国北洋水师仅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为41200吨。北洋水师的吨位等之所以落后于日军,主要是因为战前十年清政府将国防战略重点置于东北和西北而疏于海防。1886年后,原本不多的海防经费又有三分之一被挪至东北,清政府未能觉察日本早已磨刀霍霍。
1944年,毛泽东在《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甲午战争,正是成功进行了殖产兴业而完成工业化的日本和因洋务运动迟滞而仍未摆脱农业国地位的中国的一场较量。
官商一体、因权钱交易而滋生腐败的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甲午战后“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和养痈贻患的《马关条约》更是贻害深远。
“以夷制夷”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十九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进程中,晚清政府将其作为主要外交政策和策略。
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草签后的第六天,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相继造访日本外务省,“劝告”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三国之所以知晓日本要求不对外泄露的《马关条约》内容,是因为李鸿章运用了“以夷制夷”之策。面对列强干预,日本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3000万两库平银将其“赎回”。
“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意识到,列强是其对华侵略扩张的障碍,随后,日本开始推行“以军备之大扩充为中心”的路线,通过《马关条约》获得的总计2.3亿两库平银(相当于日本当时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则成为推行这一路线的物质基础。此后,日本军费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占比,从1893年的9.8%增至1900年的17.3%,日本产业结构也因军工需求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为日本不断对华侵略扩张奠定了重要基础。历史证明,“以夷制夷”实为饮鸩止渴。
丘吉尔曾说,“不学习历史注定要重蹈覆辙。”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了旨在保障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防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打破“国强必霸”发展模式,同时,中国致力于建设海洋强国,打造坚实的海上防御力量,不畏强权,坚定不移地维护海洋权益。
对照历史教训,我们能清晰地发现,曾酿成甲午国殇的各种弊端,正在被不断革除。去年3月,习近平告诫“官商不要勾肩搭背”。今年5月,他强调:“实现中国梦,装备制造业这个基础必须打牢。”同月,还批准了《军队惩治预防腐败规划》。强调“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更是习近平对军队建设的一贯要求。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不断从历史中获取智慧,绝不会重蹈覆辙。中国不会重演甲午国殇,也绝不会允许“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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