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推动政府简政放权的自我革命，这是中国摆脱“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陷阱、迈向“好的市场经济”的一次关键历史抉择。
正确的认知是合理行动的前提。然而近期却出现了一些与改革基调相反的观点，其代表人物是从世界银行归来后抛出所谓“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林毅夫，并得到复旦大学史正富、张军等人的策应。“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学术争论当然应该鼓励。但在“政府自我革命”步入深水区的今天，这样的观点无疑为不愿意推动政府放权的官员提供了理论基础。
梳理林毅夫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核心论点：1）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风景这边独好”；2）重要的不是消费，是投资；3）政府应在提供基础设施、培育优势比较产业方面积极作为。
这三个问题，都是当下中国经济改革需要做出判断和选择的关键命题。即便林毅夫等人的观点有其学术上的合理成份，也是用错了地方：对高度市场化的发达国家而言，或许还有一定参考意义，对中国而言却是一剂不合时宜的药方。
一、“未来20年8％”的乐观论调
林毅夫长期坚持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他提出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有年均8％增速的潜力。在中国经济原有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动力不断衰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理智地接受了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李克强总理提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新常态”。7月15日李克强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只要我们的发展有就业、增收入，有质量、提效益，节能环保，没有水分、实实在在，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从目前来看，即便7％的增速，也是以3中全会能得到理想的落实为前提的。从国际规律来看，随着新兴经济体成本优势的下降和资源瓶颈的凸显、经济规模膨胀，从8～9％的高速增长向4～5％的中速增长过渡，是客观规律。笔者认为，不要说20年年均8％，哪怕20年5％的增长，也是上天保佑了。因此，林毅夫被称为“Dr. Boom”（乐观博士）是名副其实的。
林的拥泵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更加充满了“义和团式”的乐观主义： “中国过往30多年的发展堪称超越了常规市场经济逻辑的奇迹，这一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了。中国真的能够再续20年的奇迹式增长吗？特别是，这还能是8%以上的高速度吗？是的，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中国，那结论肯定是：不可能！因为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从来没见过此事；况且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连过去30多年已经发生的中国奇迹都无法解释，遑论展望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发展了！但是，中国如果透彻了解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增长的机制，那么就不难发现，找到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增长方式的超常规高速增长之道，不但完全可能，而且正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何谓超常增长？顾名思义，就是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常规增长的新型增长”。
乐观是好事。但如果偏离经济社会现实盲目乐观就可能成为坏事。如今中国的污染、雾霾、债务等多重危机，已经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对能力的“过度透支”。如果出于乐观判断，仍去追求8％左右的增速，很可能加剧已经迫近临界点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成为新时期的“大跃进”。得不偿失。
对于增速的问题，我们最好采取科学的态度谨慎对待。笔者7月15日参加李克强总理座谈会时，李总理就提出，要认真研究中国“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然后再谈论增速目标。而且，值得赞赏的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在淡化GDP增速目标的重要性，这是在经济转型期应该具有的灵活而务实的态度。
二、政府有为论
这是林毅夫所谓“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
林认为，“在结构变迁过程中，必须有先行者，先行者会有很多外部性，并且在产业技术升级过程中，必须有基础设施跟制度完善，这不是企业家可以内化于他的决策的，必须有政府的协调。很多私营企业在同一个领域做相关的投资的改善，有的就必须由国家提供。谁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能成功，更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成本由失败者自己来付，如果他成功了，大家都进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没有垄断利润了。因此如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政府积极地跟他配合，他也不会成功”。
这显然是有悖于市场经济常识的。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家当然要承担风险，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这正是企业家的核心功能（entrepreneurship）。更重要的是，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是因为一旦成功就可以获得很高的回报，这是市场机制的奖励，不用政府操心。乔布斯设计出iphone，美国政府扶持了吗？相反，中国大量的实践表明，即使政府“好心”扶持新兴产业，也会破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甚至导致腐败和寻租。面对批评者的指责，林毅夫进一步说，“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我知道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与多数经济学家指责政府不断“越位”不同，林毅夫声称，“中国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应该讲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对于大量政府扶持的行业陷入困局，林毅夫辩解说：“这大概跟媒体的报道有关系，一般都不会报道成功的。如果没有成功的产业政策，每年9.8%、持续35年的快速增长是怎么来的？你到东莞去看，每个乡镇每个项目去看，都是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来的，招商引资就有产业政策啊”。
7月14日格力电气董明珠的一席话是对林毅夫观点的最佳反驳，她说，“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李克强连连点头，称赞董明珠的建议“很有启发”。
为何政府扶持优势产业会陷入“好心办坏事”的困境？笔者认为，这其中有几个关键理论问题：第一，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决定了他们是风险厌恶型的，而创新行为往往是冒险的，两者“激励不相容”。对于一个新的领域，如果投资失败了，官员很有可能被问责；而如果投资成功了，官员却不能从中获得直接的回报。因此，官员在创新领域的风险和收益是不对称的，他们不可能承担创新所必须的冒险。因此，政府往往是事后诸葛亮，扶持大家都看好的行业，结果反而导致行业过热。中国的光伏产业之所以陷入绝境，当年地方政府的扶持是罪魁祸首。第二，市场变幻莫测，信息纷繁芜杂，政府不可能拥有充分信息对市场需求做出准确预测（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关键原因）。不仅政府没这个能力，单个企业家也没有。但是千千万万个企业家相互竞争、试错，最终一定会有胜出者。这就是市场的秘密。第三，更糟糕的是，政府的扶持，往往转化为一种“权力”，滋生“跑部钱进”的腐败。
当年无锡市政府为吸引施正荣来无锡创业，而“偶然”投资了尚德。无锡尚德上市后，施正荣成为首富，无锡市也“意外”大赚一笔。遗憾的是，这样的偶然成功，竟被各地政府热情模仿，各种产业引导基金遍地开花。这不仅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愈演愈烈，也使得更多企业忙于追逐政府资金，这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伤害而非鼓励。
三、靠消费还是靠投资？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要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拉动的观点也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消费当然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的前提又是什么，都是投资。而且统计数据表明，当中国投资拉动被批评最严重的那几年，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那几年”。 与此同时，张军等学者也论证“中国消费率被严重低估”。
投资当然重要，没有任何国家不投资也能增长。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投资必须适度，否则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始终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所困扰。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这样的经济危机是难以克服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社会形成了资本家和蓝领工人的“哑铃型收入结构”；资本家把利润不断用于扩大再生产，产能不断上升；蓝领工人没有足够收入来消费，于是出现产能过剩；经济危机爆发，通过大量企业破产，“把牛奶倒进下水道里”，来削除产能过剩。
后来，美国逐渐摆脱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关键是从投资驱动的生产方式，转向了创新型的生产方式，形成了“橄榄型收入结构”，诞生了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诺奖得主Robert Solow的研究发现：投资对1909－194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2.5%，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高达87.5%。
马克思的警示，对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适用。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提升，目前50％左右的投资率在世界经济史上可谓“奇葩”。
其结果是社会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消费能力的下降。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大量的出口掩盖了产能过剩的风险。危机过后，美国消费者“去杠杆化”，中国产能过剩迅速浮出水面。
要化解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局，唯一出路是提升消费。继续依靠投资来刺激，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我们在“四万亿”上已经付出了高昂学费（林毅夫也是国内极少数力挺“四万亿”的学者），但愿没有白白受苦。
林毅夫甚至说，“如果说必须放弃投资拉动，必须改为消费拉动，这是想要中国未来几年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其实，如果象林毅夫倡导的那样，沿着投资拉动的道路继续奔跑下去，那才是爆发金融危机的宿命。
结束语
当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艰难而又攸关的转型。的确，回顾过去30年，政府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投资拉动，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的成功因素，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风险和成本：惊人的污染、腐败、收入两极化，都和上述因素密不可分。这样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今天，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正是对过去的“自我否定”：从大政府转向“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速放缓至7％甚至5％是很可能的、很必要的，这既是对过度透支环境资源的纠正，也是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过渡的必然。盲目乐观相信8％、继续迷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为、继续沉湎于投资驱动，将把中国经济引入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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