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该不该相信GDP？

　　北京理发店服务和伦敦性服务的价格有何共同点？答案是：依据对它们衡量方式的不同——更贴切地说是是否衡量——你可以或扩大、或缩小中国和英国经济的规模，就像拉手风琴一样。

　　今年4月，统计学家们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支持下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远大于他们之前认识到的水平。实际上，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比预期要早许多年。原因呢？统计学家们之前高估了各类商品服务的价格，从理发到面条都不例外。因此，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购买力，于是低估了中国经济的规模。

　　6月，英国的统计学家们也玩了一通魔术。他们声称，英国经济规模——当然，只有中国的一小部分——比之前认为的水平高5%。这就好像是他们突然在英国的沙发背后又发现几十亿英镑的年收入一样。英国人的解释更简单。除了对计算方法做出调整之外，统计学家开始计入卖淫和违禁毒品的“经济贡献”。

　　GDP这个术语已经无处不在。它是我们衡量经济成功的方式。人们以GDP大小来评判各国。经济创造GDP的效率可能决定政府的兴衰。从债务水平到制造业贡献率的一切东西都被拿来与GDP对比衡量。GDP是地球转动的动力。但它到底有什么意义？除了一些专家之外，大多数人对它只是一知半解。事实上，你对GDP（它是现代生活最具核心意义的概念之一）钻研得越深，就越难以掌握它。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最近花费一整本书的篇幅来探讨这个话题，用她的话来说，“GDP是生造出来的实体”。

　　科伊尔捍卫GDP作为理解经济的工具的作用，只要我们清楚GDP的局限性。不过，当我与她通电话时，她却对每季度GDP数据公布时的“定时胡闹”和“公共仪式”感到好笑。虽然这些数字往往存在误差幅度，屡被修正，但我们却为它赋予重大意义，就像神父对礼拜的重视一样。

　　科伊尔的书名《GDP：一段简短而深情的历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无疑表明了她对GDP这一概念的基本拥护。但她警告道：“世界上不存在GDP这种实体，等着经济学家去测量。它是人工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抽象，将钉子、牙刷、拖拉机、鞋、理发、管理咨询、街道保洁、瑜伽教学、盘子、绷带、书籍和其他成百上千万种服务和商品加总起来。”因此，GDP的衡量者做的不是测量山体质量或地球经度这样的科学工作，而是从事相当于想象的工作。

　　GDP的概念出奇之新。类似现代概念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第一次出现，是在1942年的美国。之前政府不愿费工夫衡量经济的规模，也不是什么怪事。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因此，经济规模几乎完全是一国人口的函数。1820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活动的一半左右，完全凭借的是人口数量。

　　白俄罗斯裔美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常被归功在20世纪30年代首创GDP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对GDP持强烈的保留意见。科伊尔对我说：“他做了大量工作。但概念上说，他想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请求库兹涅茨设法精确描绘危机后的美国，当时美国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衰退。罗斯福希望通过公共设施支出来提振经济。为了说明该做法的合理性，他需要的不只是碎片式的信息，例如货车负荷或赈济处排队的长度。库兹涅茨的计算表明，美国经济规模在1929至1932年间减半。这一计算结果是可靠得多的行动依据。

　　库兹涅茨对待数据十分谨慎。但究竟应当衡量哪些指标？他倾向于只囊括那些他认为对社会福祉有贡献的活动。他认为，既然战争明显损害人类福祉，为何还要计入军械支出之类的东西？他还打算扣除广告（无用）、金融和投机活动（危险）以及政府支出（重复，因为它只是税收的循环）。人们消费的海洛因越多，妓女接客越多，经济就越健康？他恐怕不会为这种想法激动。

　　但库兹涅茨输了。现代的国民收入账户将军售和投资银行活动双双囊括在内，也不区分社会“正物品”（例如教育支出）和社会“负物品”（或者说必需品，如赌博、卡特琳娜(Katrina)飓风过后的重建，或预防犯罪）。（那些没多少犯罪活动的国家，就只能错过与犯罪相关的经济活动了，比如安保和修理破窗户。）GDP是不考虑道德的。它被简单定义为特定时期内所有产出品的货币价值。

　　关于GDP，第一点需要了解的是，它是流量指标而非存量指标。高GDP国家为了收入最大化，可能会长年累月地对基础设施进行灾难性的消耗。机场老化、公路破旧的美国，时而因此受到指责。

　　国民收入账户也不考虑资源的耗竭。中国将10%的年增长率维持了30年。但这一数字没有扣除它消耗的、（可能）有限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其假设是，技术总是会解决能源耗竭的问题。）它也不考虑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即增长的副产品，如污染。清理被污染的河流、复原被采伐一空的森林最终需要多少成本，不在GDP的考虑范围内。

　　科伊尔告诉我，GDP“体现不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权衡”。创新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金属等有限资源的替代品，但GDP不考虑可持续性。这就让我们容易受到“引爆点”的影响，例如鱼类资源的突然枯竭。

　　就连衡量所有产出品这一枯燥的活动，也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我曾在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位于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的小办公室拜访他，他举了一片面包的例子。他表示，在计算面包的价值时，如果我们将酵母和面粉也囊括在内，将造成重复计算。产出是由增加值来衡量的：我们计算出面包的价值，再减去中间投入品（例如磨坊主生产的产品）的价值。面包是相对简单的产品。但不妨试试计算一辆汽车或一台iPhone的增加值吧，它们的生产依赖极为复杂的全球供应链。怪不得作为GDP指导手册的《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UN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长达700多页。

　　张夏准称，GDP更适合衡量数量而不是质量。在他近期出版的《经济学：用户指南》(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一书中，他以一种调皮的角度审视了我们奉若珍宝的经济假设。以一套刀、叉、勺组成的餐具为例。就产出而言，一套由三把勺子组成的餐具具有同样的价值。但就生活质量而言，明显不是如此。科伊尔将GDP称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的人工产物”。

　　事实上，GDP最大的缺陷之一在于，它对服务的统计非常糟糕。考虑到服务业占据许多发达经济体产出的三分之二，这确实是个问题。统计学家擅长衡量那些实实在在、掉下去能砸到脚的东西，比如砖头和铁条，但他们不擅长衡量景观园艺、喷气式发动机服务合同或合成衍生品等无影无形的东西。如何比较巴西脑科医生、德国机械师和尼日利亚投行家的产出？

　　再说回北京理发的例子。由于你无法知道每次理发的价格，就需要抽样。你可能会下结论说，在北京理一次发的平均价格是纽约的一半。但你如何知道，你比较的两样服务是否具有可比性？你是否评判理发的质量，理发师的技术，装饰的明亮程度？剪发过程中插科打诨的好坏，是否要考虑在内？我们应以每天照顾的病人数量还是护理的质量优劣来评判护士的效率？从严格的力学意义上说，要想增加爱乐乐团的效率，可以让他们以两倍速演奏协奏曲。

　　你可以辩称，这种说法不得要领。服务的价值是市场愿意承受的价值。没有人肯花钱听一场加速演奏的管弦乐队演出。但有一项更根本的问题：一项特定的服务越多，是否就越好？我们衡量GDP的方式正体现了这种想法。以银行业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业规模急剧增长，到2009年已达到GDP的近8%。（部分原因是对银行业衡量方式的变化。）但正如我们后来发现的那样，银行业扩张不一定是好事。银行业之所以取得如此规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越来越有能力创造“复杂”产品，而事实证明其中一些产品是有害的。考虑到危机之后的漫长衰退，你有理由认为金融业的扩张破坏了GDP，而不是创造了GDP。如果按库兹涅茨提议的那样将银行业剔除出GDP，而不是将它计入GDP，说不定金融危机永远不会发生。

　　医疗行业是另一个例子。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8%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保险、膨胀的药品价格和没有必要的医疗程序所占据。但如果从预期寿命和健康生活年数来看，结果并没有显著好于那些医疗支出仅有美国一半的国家。因此有必要发问：如果医疗支出对GDP的贡献减小（而不是增加），美国是否能过得更好？

　　如果说有些服务被过于强调，那么有些服务则根本没有被考虑。GDP主要考虑经过买卖的东西，大量不涉及买卖的活动完全没有得到体现。最明显的是家务。家庭烹饪、清洁、养育子女和护理家中老人或残疾人，完全没有被赋予货币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此类活动（通常由女性完成）的价值被低估了。此外，它也很难估算。但不将家务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是荒谬的。在日本，政府倡导让更多女性参加工作，以提高GDP。从很多方面讲，这都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仍然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实验。设想一下，许多名义上未就业的女性在照顾儿童或年长亲人。现在规定，每名女性应在邻居家工作，照看邻居的孩子或父母，按时收费。日本GDP将在一夜之间增加。但就实际完成的工作而言，没有任何变化。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老爷爷会对照顾自己的陌生人感到奇怪，而政府将找到新的税收来源。

　　不平等加剧（它在发达经济体引起了突然而急迫的关注）是总体增长率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状况的另一原因。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表现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优秀的。但美国前劳工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的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表示，经通胀调整的工资中位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再无增长。经济增长的好处几乎尽数归于顶层的1%富人。如果我们不属于这个精英阶层，那么GDP增长往好了说也与我们无关。

　　另一方面，科伊尔表示，GDP尤其不擅长衡量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创新。所谓的“特征核算”(hedonic accounting)试图做出调整，将计算机等设备的不断升级考虑在内。如果你今天购买了一台电脑，它的计算能力是你一年前所买的一台电脑的四倍，但花费相同，那么它的价格实际上下降了。换言之，你过得更好了。

　　正如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近期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产品的价格——如在线音乐、互联网拼车、维基百科(Wikipedia)、太阳能、Skype——正趋于零。如果经济活动不索取价格，如何衡量它的价值？不是很久以前，百万富翁还会死于缺乏抗生素，如今抗生素却便宜得很。张夏准在剑桥的办公室中对我说道：“就算你所生产东西的市场价值并没有上升，但如果人们活得更好、吃得更好、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那么应当说，社会变得更优越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近乎哲学问题的问题：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增长？随着人们渐渐认识到，GDP未能充分地把握住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一个以不同方式衡量进步的迷你行业应运而生。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曾委托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内的顶尖经济学家探索更好的方法论。他们的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得出结论称，我们对经济福祉的标准衡量方法并不称职。更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过度关注GDP可能将政策制定者导向错误的方向——如扩张银行业，忽视教育、医疗等更为基本的东西。他们总结道：“如果衡量标准错了，那我们将为错误的目标而奋斗。”

　　遗憾的是，GDP怀疑主义最著名的例子，却也是最愚蠢的例子。宣称更加全面反映人类进步的不丹“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指数经不住推敲。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优越得多的衡量标准，纳入了预期寿命、识字程度、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因素。该指数将不丹排在第140位，比刚果共和国高两位（挪威排在第一，垫底的尼日尔排名第187。）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似乎是企图掩盖它差劲的表现。

　　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对“增长神话”——即把追求GDP奉为最重要的事和终极目标——进行了更认真的探索。他与儿子、道德哲学家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Edward Skidelsky)合著了《赚多少算够？金钱与美好生活》(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一书。书中探讨的问题是，在富足社会中，是什么驱动着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尽管他们本能地知道，这无法带给他们更多的幸福。

　　斯基德尔斯基父子承认，穷国需要增长才能赶上西方生活水平，但他们疑惑，为何富足社会也如此执迷于增长？他们的出发点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于1930年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凯恩斯在文中假设，随着消费达到一定水平，更努力工作的动力将减弱。（GDP的另一缺陷是，没有计入人们工作的时长。）凯恩斯认为，在富裕时期，人们将自然而然地放弃更多消费，转而追求闲暇。他的想象是，到我们当今的时代，人们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每周15小时。

　　几个月前，我在香港见到了老斯基德尔斯基。我问他凯恩斯的理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坐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露台上。就在我们说话时，直升机腾空而起，载着赌客去澳门玩百家乐(baccarat)纸牌，他们将在赌桌上努力赢更多的钱。为什么人类如此贪得无厌？斯基德尔斯基表示，一个原因是欲望是相对的。金钱带来地位。因此拥有“足够”意味着拥有的比其他人多。如果每个人都富裕，那么我们都会飞到自己专属的加勒比海胜地，结果发现海滩全都是与自己一样穿着考究的人们，无人愿意侍奉我们享受马丁尼(Martini)酒和法国小食。

　　另一个原因是不平等。斯基德尔斯基表示，五分之一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政府的想法不是更好地再分配财富（斯基德尔斯基提倡通过基本收入制实现），而是把蛋糕做大。这就迫使我们停留在持续的增长轨道上，让我们奔跑在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上。他表示：“这是无休止、无目的的增长。”

　　有人批评斯基德尔斯基父子的著作自以为知道什么对于人们是好的，以及他们欲望的边界应该在哪里。例如，科伊尔就强烈反对这个观点。她告诉我，这对父子眼中的“美好生活”概念来自英国生活的一个特定阶层：“一杯干红佳酿，一本好书，背景中是广播三台(Radio 3)的广播声。”问题在于，他们不允许改变欲望。他们也不相信创新，嗤之为狡猾广告商创造出的幻象。但科伊尔认为，创新是真实存在的。“你会放弃互联网或者新口味的早餐麦片吗？”她问道，“我不想让一个经济史教授告诉我我能选什么，不能选什么。”

　　GDP辩论的核心是一种焦虑，即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对单个数据点的追求绑架了。没有人会认真地以为，把一个抽象数字越变越大本身是个有意义的目标。但GDP已经成为我们所看重事物的强大代表指标，以至于我们很难超越它。很少有经济学家看不见它的诸多局限，但大多数人带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希望不惜代价来推高它。

　　科伊尔认为，我们应当发明反映经济现实的新方法。她提倡她所称的“仪表板方法”。例如，经合组织(OECD)编制的“更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让使用者可以根据收入、住房、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等11种指标比较各国表现。选择你最重视的标准，便能了解到某一经济体的表现好坏。如果就业是你的首选标准，那么瑞士和挪威是最好的国家。如果你对高收入和教育的结合更感兴趣，那么美国是理想地点。

　　理论上，这种方法将可以让选民决定什么对他们重要，并帮助政客制定可以实现理想结果的政策。但实践中，将多重指标结合，并根据不同标准衡量这些指标，会导致整个过程主观、模糊。GDP可能不符合我们的时代，也可能存在误导。它可能无法全面地把握现在与将来、工作与闲暇、“好”增长与“坏”增长之间的复杂权衡，但它仍有一大优点：它是简单、具体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们可能还是摆脱不了它。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戴维•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