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鲁甸：被稀释的社会情感

　　慈善与鲁甸：被稀释的社会情感

　　作者：吴小曼

　　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我在山上放羊，感觉到地震后我抱住了一棵树才没有滚下山去。”

　　“当时晃得好厉害，吓死我了。我赶紧跑到街上去，其他的房子好像都垮了。”

　　“地震中我们的村子不见了。”由于事发突然，地震发生时，杨德云说他们老两口跑出来时没带任何东西，现在家里的房子已完全倒塌，村里面有好几个人被埋。

　　所有幸存者的记忆都有些类似，“由于事发突然，没有任何准备”，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眼前一片茫然。面对家园被毁，亲友被掩埋在瓦砾堆里的无能为力，他们感到既惶恐又木然。

　　一次没有征兆的灾难

　　“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征兆的灾难，”也是一次迟缓的救援。

　　北京时间8月3日16时30分许，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境内发生6.5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尽管灾情发生时，有关方面做出了同步反应，但还是因为道路被毁坏，交通不畅，致使很多救援物资无法到达，使救援工作无法顺利进行而被诟病。

　　这几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灾难发生前，我们的预警机制为何没有启动？灾难发生后，我们的救援体系为何还不够专业、成熟？

　　而新闻联播里，反复滚动着的则是冰冷的数字：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云南昭通、曲靖两市近6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无数的房屋倒塌。

　　画面很快就切换到救援队伍如何从四面八方赶来，人民官兵如何深入一线，他们肩扛手挑，甚至用血肉之手刨除覆盖物，以尽量挽救每一个生命。这些毫不放弃每一个生命的坚持、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却再也难以打动我们坚韧的心。

　　突然，有媒体报出解放军战士们用污水煮泡面的新闻，不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人在感叹官兵们艰苦生活的同时却引发新闻真实性的质疑。觉得污水煮泡面不可信。

　　在灾情频频发生的云南多震地带，我们为何没有组建起更专业的救援队伍，部队救援为何没有动用空中力量，用污水煮泡面发展到后来大家对真实性已不再关注，而是觉得它严重暴露出我军的后勤补给能力，从而引申出大家对军队如果面临战争其后勤保障体系之脆弱的隐忧。

　　而在现场，却因为这种原始的救援方式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让灾民普遍面临着缺医少药，物资、帐篷缺乏等困境。壹基金一志愿者写道：尽管有社会的捐助和志愿者的行动，但由于鲁甸山路崎岖、交通不畅，这些物资很难到达灾民手中，已造成部分灾民抱怨等等，有媒体据此撰文说灾民应该养成自救意识，不能坐等政府，然后又抱怨政府救助迟缓等等，于是有公益组织劝勉网民要多些正能量，少说一些杂音从而影响社会舆情，因为现在是需要点燃大家捐助热情的时候。

　　郭美美的登场

　　本来是需要重新整合社会力量的时候，而郭美美的登场，却让慈善机构、公益组织试图聚合人心的尝试变得异常艰难。

　　灾情发生当天，就有不少的慈善组织与民间机构号召大众捐助，微信上却有人发出千万不要捐钱给红会的倡议书，说明红会因汶川地震善款的不透明与郭美美事件，其公信力已经下降不少，紧接着，一场旨在由红会主导的捐助行动却被另一件桃色新闻取代，进而演变成一场全民娱乐狂欢。

　　灾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央视就以“起底郭美美”的姿态让这个与红会瓜葛不断的“网络炫富女”变成了“性交易的绯闻主角”，进而是主流媒体对其家人、亲友的追踪报道，并牵扯出其干爹、生母、父亲等一众人，而给公众印象最深的是郭美美忏悔的泪水，“我对不起红会，我希望还红会一个清白。”

　　红会也及时转发了“新华社评郭美美:不能让丑闻成为制造者的通行证”的爆炸性新闻。这使得很多关注灾情新进展的人转向了红会与郭美美。

　　而让红会始料未及的是，在这场红会急于与郭美美撇清关系的澄清中，却引来更多民间人士对红会的质疑。有网友在微博上留言:红会这个时候出来撇清关系，也太低估网民的智商了吧，此地无银三百两。一财网发表评论称，在云南地震肃穆沉重的夜晚，各界都理应为同胞祝愿，为中国祈福。媒体也更应率先垂范，用严肃、认真、及时的报道，传递灾情，送去希望。

　　而此时的主流媒体，却会聚到“清算郭美美”的声浪中，由此引发大众对媒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思考。

　　郭美美的豪赌、炫富、高额的性交易，还有她与红会的关系，其背后的“干爹”并非此王军还有彼王军，媒体不断地爆料更是让大众陷入到情色与悬疑片的观影猜测中，而要求真相的声音却微弱了下来。

　　不过，有评论认为，这一次红会本可以借助郭美美重拾自己的公众形象，重新赢得公信力，可是事与愿违，大家不再关注它的救助能力、善款去向，而是更多猜测其背后的隐情，由此可见社会人心的变化。

　　社会人心变化与信任感的丧失这可能是更大的损失。正如华夏金融副总经理王亚伟所言，如果红会在此次鲁甸地震中能很好地加入救援，展现得力的救灾能力，详细地公布救灾款项，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可以成为红会改变形象的一次跳板。

　　而郭美美的再次登场却让红会面目变得更加模糊，这就使得杂音与多元的声音再次出现，并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这也是这次鲁甸不像汶川能激发起公众普遍的同情心的原因。

　　红会与鲁甸，澄清与救援，最后变成了不断地稀释着大众情感。

　　被透支的情感

　　“本计划明天出发去鲁甸，以实现朋友们的托付，”艺术家大康是云南人，灾情发生时他在丽江写生，很多朋友对鲁甸发生的事情都表示关注，并希望通过他把部分物资分发给灾民，可是他从另一个志愿者朋友处得知民间自发人士很难到达救灾现场，一是道路不畅，另外是现场缺乏现代救援力量使得进展非常缓慢，而更令人担心的是震后余震、泥石流、堰塞湖的风险在加大，所以当地政府已限制了很多自发团队前往。

　　同时也有艺术家对他的“第多少个人捐助”微信平台的调侃，觉得这不过是一次煽情的表演。对此他感到委屈，说当时汶川地震时，他也在成都，当时还有几个到成都旅游的作家和音乐人，他们一听到灾情就组织起车队深入到一线，很多无法前往的人也在通过其他的方式出力出钱，大家没有丝毫的怨言。

　　但一次次的灾情，一次次重复着的人祸以及对灾情的质问，让很多人也如一些艺术家一样变得有些迟疑，甚至对慈善团体和公益组织也不再信任。

　　“我现在尽量不看新闻，我不想了解这些倒塌的房屋，流离失所的人，我宁可看看娱乐节目。”一位不愿署名的媒体人士抱怨说，你在太多的煽情和表演后，发现你所有的付出没有丝毫改变，社会还是原来的模样，所以我就选择了不要面对，就当灾情没有发生，我们的生活很美好，那只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

　　与这位媒体朋友有相似想法的人还有很多，记者走访了北京某艺术区的一些居民，表示愿意关注和捐助的人很少，难道他们没有同情心？可为何他们会为一只小动物的权益呐喊，但是在面对自然灾难和个人权益受到伤害时却懒得申辩，甚至觉得一切都无能为力而生发出一种倦怠感。

　　有人说它是一种时代病，也是一种精致的现代犬儒主义，“究竟是我们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灾难后而变得麻木抑或是这些年我们已见惯了太多的表情与煽情而不再相信一切？”一位作家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在汶川地震时，他深入第一线，号召作家朋友捐助，当时阿莱、麦家，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大家几乎是一致地表现出了广泛的同情心与善心。

　　而这一次，他却什么也没做，也许隐隐有些于心不忍，他认为这莫非就是良心这个东西在起作用，但汶川地震过分透支了社会情感，而灾后重建机制又不够透明，这些都在耗损着大众的热情。

　　“我们什么时候不再质疑，我们什么时候不用担心灾难时有一支专业、高效的救灾队伍。”

　　这不仅是这位作家朋友在问，很多人也在问，当我们在一次次灾难后，是否应该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我们整个社会的救助体系是否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或许是减少灾难或者不让天灾演变成人灾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