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邓小平时代》中,傅高义对这位前中国领导人给予了如此评价。
当然,邓小平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他们因为邓小平获得了一些前
所未有的机会,并且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他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从此人生大不同。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的,“邓小平是抓走我的龙”,我们摘取了几个鲜活的案例和故事,看看他们的命运如何被邓小平改变,使他们从命运的谷底跃上人生的高峰。【关于邓小平,我有话说……】邓小平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
张维迎:邓小平是抓走我的龙
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考上大学之前的19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的我。
1976年1月高中毕业后,我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因为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我当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连副指导员,18岁那年又当了生产队会计。
我们这样的回乡青年,干得再好,机会其实也是非常渺茫的,不像城里来的下乡知青那样还有招工、招干等回城的机会。机会少,竞争就激烈,而村里的宗族势力在决定个人的命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我,受家庭和祖母的影响,显然也不是太“识时务”的,看到乡亲们过着窘迫的生活,村干部们还在吃吃喝喝沾公家的便宜,自然会不时地提点意见,这样就不名得罪了某些掌权的人。
有人曾针对我扬言“除非天上来龙抓,否则他休想出去”。后来,在我录取前被“政审”甚至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这些人也曾想到“上面”告我,让我走不了。只是因为那个“上面”是他们能力不及的“省里”,才不得不作罢。现在想起还有些后怕,要不是邓小平这条龙,我是不可能离开黄土地的。【详细】
周其仁:邓小平时代第一页使我脱离了底层生活
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1977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北京大学要不要我这样岁数大的学生呢?
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详细】
吴思:恢复高考上大学 心中一阵狂喜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
因为邓小平,一大批人抓住了恢复高考的机遇,现在他们是中国的智囊
海 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77年高考,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刘建设: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武汉大学
汤 敏: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
于 刚:戴尔集团全球采购副总裁 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
陈育新:希望集团总经理 1978年高考,考入四川农学院
李东生:TCL集团董事长 1977年高考,考入华南理工大学
刘克崮: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 1977年高考,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
还有很多……
年广九:邓小平的三次谈话救了我
“傻子”年广九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而又充满争议的人:从偷偷摸摸卖瓜子的小商贩,到“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和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曾三次被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及,他的经历几乎贯穿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年广九的名字也因此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年广九:是邓小平的三次谈话救了我,也救了“傻子瓜子”!1980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对“傻子瓜子”带出的问题要“放一放”“看一看”;1984年他又明确指出“傻子瓜子”的发展伤不了社会主义,我这才“因祸得福”,解决了雇工问题;后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到了我,实际上这是对个私经济发展的再一次肯定。
编者:事实上邓小平的谈话“救”出的“傻子”远不止年广九一个人。当时全国的工商户已有逾10万之众,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年广九也因邓小平的三次提及而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物。
(搜狐财经出品 综合人民网、新华网、北方网等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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