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
专家分析，为什么此项规划不是按照中国以往习惯的5年或者10年这种“整体性”更强的时间区间，而是用了7年这个概念。原因在于，2010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在7年当中，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对中共建党100周年，也是一种最好的纪念，也是一份真正的厚礼。
值得注意的是，8月22日，又是被中共和中国人称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出台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一定程度上，也隐含了中共、特别是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破釜沉舟的决心和信心，并立志在中共建党100年之际，能够送上一份沉甸甸的厚礼。
现在的问题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改革难题，已经不是一般的难题，改革之路，也不是一般的崎岖。毫不客气地说，它比邓小平时代还要艰难与崎岖，比邓小平时代需要突破的禁区和迈过的沼泽地更多。没有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勇气，是很难将中国的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也是很难交出一份令中国人满意的答卷的。
应当说，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新路，在起步时也相当艰难。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多数人的思想还沉浸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还在“左”的思维中咀嚼和品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突然提出一个“改革”的命题，且必须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前提。自然，会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特别是中共高层内部，包括与邓小平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意见一致的战友，可能对改革开放的新提法也难以接受。所以，统一思想和认识，也就成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发最为关键的问题。
不过，聪明的邓小平没有一味地先统一思想、再推行改革，而是运用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让地方先尝先试、让地方先“摸着石头过河”，最终达到倒推高层解放思想、支持改革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倒推改革的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有效、非常切合实际的。如果先统一思想、再推行改革，中国的改革步伐可能要慢得多，效果也要差得多。因为，已经“穷怕了”的中国人，已经有了宁可战死、也不愿再饿死的迫切心理，如果能够因此而找到一条让自己尽快富裕起来的新路，何不冒着政治风险闯一闯呢？于是，就有了安徽小岗村，有了浙江温州，有了以后席卷整个中国的改革风暴。
虽然期间也有过一些波折，如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前夕，曾一度出现了反复，出现了对改革的质疑。但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改革风暴又一次刮起来了，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刮得还要猛、还要有冲击力。正是在改革的大潮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这么迅速，中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得以快速提升。
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与经济发展不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已经积累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的蔓延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为严重、也最容易带来社会不稳定和执政基础动摇的大问题、大难题。
显然，历史将解决这个问题和难题的重担压到了习近平及其战友的身上，且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可以犹豫和等一等的余地。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10多年时间，中国基本处在了一种以满足利益集团需要而快速增长的阶段，从表面看，经济增长速度十分迅速，并创下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纪录。实质上，中国的这种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腐败现象日新月异、利益集团此起彼伏、改革停滞不前的基础之上的，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如过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和快速上涨的房价。
也正因为如此，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不仅要象邓小平那样发动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让那些已经在改革开放成就面前昏昏欲睡、甚至已经酣睡的人赶快清醒过来，重新加入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还要突破邓小平时代所没有的贫富差距拉大、腐败十分严重和利益集团已形成强大力量的阻力和障碍。
为什么中共在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和方案时，要提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双重要求，就是针对目前中国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思想认识和实际操作双重问题的客观实际，是被迫无奈的举措。尤其是利益集团，不仅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也是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如果在改革过程中，能够突破利益集团的壁垒，那么，整个中国的改革之路将会变得十分通畅。所以，摆在习近平面前的、比邓小平更为棘手的改革难题，就是冲破利益集团的重重障碍，走出利益集团的沼泽地。
而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不仅来自于经济领域，也来自于政治领域，不仅有财富分配方面的，也有权力分配方面。其中，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形成的利益集团，是最急需攻破的改革堡垒之一。因为，改革方案的制定都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手中，打破其他利益集团的钥匙，大多也掌握在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手中。如果权力形成的利益集团不能打破，改革就难以向纵深推进，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很差，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也会很多。
从习近平主政以来进行的大力度反腐以及改革来看，可以说已选准了打破权力利益集团的靶心，描准了将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要害。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的对裸官的严厉管理，可以说是打破权力利益集团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修复已经受到严重伤害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否则，谁也无法避免乌克兰的覆辙不会在中共身上重蹈。
如果权力带来的利益集团堡垒能够顺利攻克，那么，富人阶层形成的利益集团、垄断企业为主的利益集团等，也就很容易解决了。所谓的有钱人，没有有权人的幕后支持，应当都是安分守己的。而垄断企业就更不用说了，更容易“统一思想”。
总之，摆在习近平面前的，既要象邓小平那样统一对改革的认识，解决一些人开始不思进取的问题，更要思考如何突破以行政权力和腐败行为构筑起来的利益集团堡垒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才能取得成效，才能在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献上一份沉甸甸的厚礼。
作者：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谭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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