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乔翠霞和魏联合的署名文章《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开篇即提出："一边是工作上的废寝忘食，一边是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随着近期多名官员的落马，“反腐”成为年度热词。而为何部分落马官员有生活作风问题？乔翠霞和魏联合的调研也许能给出一个新的参考答案。
他们曾在山东省委党校对450多名官员做过有关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的问卷调查。在他们看来，调查结果显示，非常态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以及异地任职的经历，易使干部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走上腐败之路。
“让公众了解官员真实状态”
新京报：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调查？
乔翠霞：我在党校工作16年，接触官员多，对这个群体很关注，他们身上有闪光点，但整个社会大氛围下，不少人对这个群体的认知是负面的，我们想让公众了解官员真实的状态。
新京报：针对官员的生活状态做调查比较少见，有受什么启发吗？
乔翠霞：真有一个，今年春节央视推出了“家风”报道，我觉得找得准，现在都说践行核心价值观，但不能空对空，家风就是很好的微观载体。假如一位官员工作兢兢业业，但家庭生活一团糟，在子女的成长中角色缺失，我想这并不符合社会发展。
新京报：是否也和当前的反腐形势有关？
乔翠霞：确实有反腐的大背景在前。如果中国发展是辆前行的列车，官员群体肯定是车头，我们看这段时间官员被查，很多伴有通奸、生活作风问题，难道这类群体全都作风不好、生活腐败吗？该仔细去分析，这个群体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新京报：你有做社会研究的学科背景吗？
乔翠霞：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学政治学，博士学的是产业经济学，有这7年的积累，我非常关心政治的东西，是天然的一个兴趣。
“样本能覆盖官员群体”
新京报：调查问卷的设计花费时间长吗？
乔翠霞：从我们有想法到出问卷，大概3周。其中征求了不少研究政治学老师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几次。
新京报：在设计问卷时会有哪些考虑？
乔翠霞：首先问题不能太多，不然对方不太理你，也不能太难答、太敏感，一看都是反映负面的东西。还有细化到问卷答案的选项，比如异地任职年限，不同选项时间段怎么划分，各方面都要考虑。
新京报：调查对象的样本是如何选择的？
乔翠霞：还是依赖已有的资源，党校长年有官员进修班，调查样本基本覆盖了党委、政府机关、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高校、部队等部门，涉及副科至正厅各级，多个年龄阶段。
新京报：会有顾虑吗，担心官员不接受这样的问卷调查？
乔翠霞：最后收上来问卷大多是匿名的，很少有官员填写真名，再者问卷中没有特别敏感的提问，唯一比较敏感的是子女海外教育经历、支出等，这一项有的官员就没填。
新京报：设计这一问题是想调查裸官的情况吗？
乔翠霞：跟裸官没关系。出国留学通常花费多，主要是想看子女的教育给官员带来的经济压力。但最后看调查结果，山东省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异地任职易引发官员家庭危机
新京报：你在文章开篇说，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贪污腐化，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哪些数据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乔翠霞：中国官员真的挺累的，问卷显示，多数官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均超过8小时，其中“8小时”为19.74%，“8-10小时”为64.65%，“11-15小时”为14.75%，86%的受访者被要求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
新京报：但你所说生活上的贪污腐化，在问卷调查中看不到这样的数据支撑。
乔翠霞：这更多是基于对现象的分析，类似于推理，现在大多落马官员多伴有生活作风问题。但如果问卷中谈这样私密的东西，很难得到真实答案，面谈的话更不会告诉我们。
新京报：这样的双面人生在你身旁有真实的例子吗？
乔翠霞：确实存在，比如一些官员，曾和我们一起到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日常相处能看到他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后来看到他出问题，自己就感慨颇多，甚至心理上会接受不了，一直会疑惑，怎么会这样？
新京报：你在调查中也很关注官员异地任职的情况。
乔翠霞：以调研情况看，一半以上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75.6%因各种原因曾两地分居，这是引起官员家庭生活危机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你觉得感情生活的混乱和异地任职有怎样的关系？
乔翠霞：我们知道古代官员异地任职是为防止腐败，但现在因为交通、通讯的发展，防止亲情上的腐败已大打折扣，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熟人社会的监督，熟人会给他工作、生活一种压力，异地任职反而缺乏这种监督。
新京报：没有异地任职出现腐败的可能性就小吗？
乔翠霞：其实对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成为官员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建人脉网络已成官员“必修课”
新京报：问卷中有一个按在外就餐频率将对象从高到低排列，这一问题能反映出什么？
乔翠霞：通过看官员这一周跟谁吃饭，我们发现，家人团聚、和朋友的社交少，和同事、上级领导吃饭等公务比较多。
新京报：这也是容易引起腐败的一个因素？
乔翠霞：公款吃喝泛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觥筹交错中“搞定”。
新京报：你觉得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乔翠霞：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这种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际应酬，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评价体系要回归正常”
新京报：你最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来表达什么？
乔翠霞：如果说前3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轨期，现在就是常态化，除了经济的中低速增长，社会的发展应慢慢步入正常状态，生活、工作方式也该进入常态化。以往官员在“爬坡”时特别努力，扭曲了一些东西，现在这些应该回归正常。
新京报：扭曲的是哪些？哪种状态又是你理解的“正常”？
乔翠霞：扭曲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两者都不可缺少，有工作，也必须有生活。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很难看到为工作两地分居的状况。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官员的评价体系应该发生变化吗？
乔翠霞：确实要改变过去单方面塑造“铁人”式领导模范的思维定势，培育“新型官员”，官员形象更加真实，更接地气。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尝试，比如在做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希望把“德”这一块放进来。
新京报：但“德”这样的标准很难量化？
乔翠霞：确实，是很难的问题。怎么解决，也需要很多思考。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八项规定后，大吃大喝确实少多了，官员之前可能是不愿意应酬，但不得不，现在是不能做。比如我和学生谈话，问八项规定后他们家庭生活有无改变，他们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家里人吃饭多了。这种家庭的回归，我觉得就应该是纳入考核的。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今后继续做类似的调查？
乔翠霞：我们一直觉得这个题目有价值，希望做一个大的课题，长期去关注官员群体，过两三年，长期追踪，比如通过追踪反腐形势给官员带来的变化，去揭示群体背后的一些东西。
附《学习时报》9月1日文章《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
作者：乔翠霞 魏联合
“一边是工作上的废寝忘食，一边是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什么原因导致部分领导干部的生活失范？应当如何定位当代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 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理性思考。
只有好的个人品格和健康文明的家风才能涵养良好的工作作风，滋养廉洁奉公的政风，传递高尚文明的民风。
扭曲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被传统观念扭曲的生活理念。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让领导干部和社会大众形成一种既定思维，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视为干部服务百姓的至高境界，把忘我工作、过家门不入、不计得失、亲人去世没法发送、亲人生病无法陪护、老人年迈无法床前孝敬等作为典型，把领导干部休假视为不负责任，不求上进，或者被边缘化。所有这些编织成一张张大网，堆积成一座座大山，片面化甚至扭曲着领导干部的评价体系。作为先锋队，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自然应该在工作上率先垂范。事实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务员相比，我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最长的，中国的政府官员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勤奋”的公务员。但领导干部的其他社会角色绝不应该因为职业原因弱化甚至缺位。
被工作方式绑架的生活方式。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种各样的公款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但是暗地里的“觥筹交错”仍然变化着花样出现。对此，很多领导干部一边忙不迭地奔赴各种应酬，一边却在私底下抱怨，“哪个愿意牺牲身体健康，整天泡在酒里？”“哪个愿意在孩子的成长中缺位？”“哪个不想和家人好好休个假？”事实上，我国公款吃喝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推杯换盏中“搞定”，也有很多公务接待是基层干部向上级展示政绩或者游说“重要”部门的无奈之举。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作为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种交际应酬已经成为各级官员的一门“必修课”，并以“常规性工作方式”的名义扭曲着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
被现实条件分割着的家庭生活。被动也好，主动也罢，“呕心沥血”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官员的工作常态，然而由于监督不到位甚至缺位，这些“勤奋”官员手中缺乏制约的权力最终变成伤人伤己的双刃剑。除此，“问题官员”还多伴有生活作风问题，除了附着在权力之上的自我膨胀外，部分领导干部感情生活的混乱也与其工作条件有着重要关系。我们曾在山东省委党校学习的450名领导干部中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从领导干部异地任职情况看，一半以上的干部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而因为孩子教育、老人赡养、工作调动的不便等原因，在这些干部中75.6%曾经两地分居。常年“劳燕分飞”的生活所带来的感情空窗期是领导干部家庭生活危机不可忽视的原因。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是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成为领导干部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是工作上的标兵也要是生活上的楷模
“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除了要关注领导干部工作层面，还必须重视其生活形象的塑造和生活品格的养成。
转变观念，重视领导干部优秀生活品格的弘扬。过去我们所树立和宣传的模范干部工作形象往往干巴巴，没有儿女私情，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忘我“工作狂人”，这样的形象虽然“高大、高尚”，但无论是对普通群众而言，还是对周围的同事而言，往往如看画中的风景，只可远观。现代社会中，老百姓对生活和工作的理解越来越辩证，对人的评价越来越全面，真正有人格魅力和强大社会导向功能的人物形象越来越趋于“平民化”和“常人化”。健康、健全的领导干部形象应当既是工作上的典范，又是生活上的模范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弘扬者和践行者，既是工作上的先锋队，更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而绝不是眼中只有工作没有儿女私情的工作机器。因此，我们要改变过去单方面塑造“铁人”范式领导楷模的思维定势，转变理念，弘扬“新型官风”，倡导新生活、新政风、新政治，塑造鲜活、全面的“新型官员”形象。这不仅可以让领导干部的形象更加真实，更接地气，进一步增加普通老百姓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认同感，还可以引领、传播健康的生活理念。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不仅仅他们的工作节奏和方式能够直接影响社会整体的运行模式，其生活理念和方式也极易在潜移默化中为大众所追随。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重视领导干部家庭生活。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干部交流”制度在我国应运而生。这一制度不仅有效促进了人才资源、观念理念、思想作风和经验方法的交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廉政建设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制度安排和设计上，必须切实考虑关注交流干部夫妻分居、子女入学、探望老人等现实问题，帮助其解决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努力实现既能培养干部，又防止出现因家庭和亲人监督的缺位而产生的权色腐败等问题的不断出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要探索实行领导干部官邸制，应该说在这方面迈出了积极和关键的一步。
改革权力运行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从制度上规范和引导领导干部行为。调查表明，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对于减轻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从本质和根源上分析，各级领导干部工作、生活、精神上的现有状态，与现有权力运行方式机制以及政府治理结构有很大关系。改善领导干部的生活、精神状态，将其压力转换为动力，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权力运行制度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比如，坚持法律至上，使各项工作制度和程序更加科学化体系化可操作化，减少制度的虚置性，建立对组织负责更对制度和法律负责的新型政治理念，让领导干部放下包袱，迸发智慧。又比如，着力明晰岗位职责，平衡权责关系，规范职务设置和职务行为，让领导干部从繁重的公务接待、繁琐事务、复杂程序、人际关系、检查考评等“忙碌”中解放出来，让领导干部多些“家庭作业”和“生活作业”，既可以充分释放其工作、休息、学习、调研、执行、休闲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又能够使领导干部接地气，了解群众所需，了解实际情况，使工作得到不断完善。再比如，完善带薪休假、强制休假、领导带头休假等制度和机制及相关运行制度，保证既不影响工作和形象，又拥有普通公民的基本休息休假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工作的模范，也要是生活的模范。总之，在改革政治权力运作制度基础上，改进领导干部工作生活状态，发挥其正能量。
完善官员考评体系，倡导高尚生活品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是空洞的，它体现在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每一个家庭的代代相传当中。身为领导干部，其个人的生活情趣，家庭的家规家风不仅会决定其自身的政治品格，影响子女的价值观念，更是社会风尚的标杆。只有好的个人品格和健康文明的家风才能涵养良好的工作作风，滋养廉洁奉公的政风，传递高尚文明的民风。所以我们需要从干部考评体系上重视领导干部家庭责任的承担和生活品格的塑造。积极探索将家庭美德纳入考核体系的可行性办法，对生活作风出问题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从制度上约束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从社会舆论上引导领导干部更多地履行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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