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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基是一个创业狂人。
22年前，他白手起家创办城市电讯，打破香港电讯垄断国际长途电话的局面。15年前，他创办香港宽频，七年内投资30亿港元兴建光纤网络，挑战香港互联网供应商电讯盈科的地位。两年前，他创立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香港电视）（01137.HK），迄今已经投资数亿港元。
三次创业两胜一败，香港电视未能获得特区政府免费电视牌照，开台无望。王维基灵机一动再次创业，计划转型为网上购物平台，用香港电视已经制作的剧集吸引人流。
这次他能否成功不得而知，但他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狮子山下的奋斗梦。
王维基近日以香港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香港宽频创办人的身份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称，创业永远是最好玩的，他认为创业者应该持有一种精神，做一些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件事情如果恰好也能改变世界，这种成功感和成就感远远大于多赚几十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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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一名香港本土的优秀企业家，你认为香港未来该如何转型，寻找出路？
王维基：我觉得未来香港应该发展自己内部的价值。香港对法规的观念较强，国际上还是比较信任香港这个地方。香港可以扮演好一个桥梁的角色。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现在正在开发网上购物平台，我们做网购、做网站，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在香港做这个网站，从认受性来说比其他地区有一定优势的。
香港应该有自己的一些工业、生产力，比如说我们建议的做电视、做创意工业。这对香港是很重要的。韩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何大家现在都买韩国的服装、韩国的化妆品？其实韩国的电视剧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大家在看了韩国的电视剧之后，就突然之间觉得韩国很不错，觉得韩国人漂亮，服装又好看，化妆品也不错，所以电视带动了其他的不同产业。
但是你看到近年来香港在电影、电视这方面是差一点的。我听到很多内地朋友都说已经不看香港电视剧了，觉得越来越不好看了。电视是可以带动其他文化和产业的。这好像是一个感觉、一种形象。以前香港电影厉害的时候，就给了大家一种感觉，就是香港所有的东西都比较好，香港的食品好吃，香港的商品、时装都非常好。
但没有电影和电视这种文化输出，似乎现在香港就开始变得没有吸引力。游客就不来这里消费、吃东西和玩。因为好像这里已经没什么好玩了，地方又很小，整体形象就掉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何我要说，要把电影、电视乃至整个文化产业都做好，只有这样才会令香港在中国内地及邻近地区中有好的形象。
这也是为何我们卖掉了香港宽频、卖掉电讯业，套现五十亿港元，因为我们想把电影和电视业做好。其实只有创意工业在香港是唯一还有价值去做的，而且还可以再做得好一点的，因为香港整个文化的根基很不一样，香港是一定有自己的价值在里面的。
日报：如何去理解香港发挥自身的价值？这与本土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王维基：我不是反对国家长期照顾我们，但也不应想着“我们是长期病患，请你长期照顾我们”。对于一个健康人而言，应该想着我们如何为国家作贡献。不要完全依赖内地，如果完全依赖的话对香港长远经济是没有好处的。
我对内地情况不是很熟悉，但据我理解，内地的每个城市，如上海、重庆等肯定是要上交国家税收的。国家的财政就是来自地方政府上交税收给中央政府，但香港没有这样做，还需要依靠国家作出一些政策来解决问题。在2003年的时候，内地对香港开放“自由行”是好的，但不应该把这当做长期的经济支柱。
日报：香港的企业家精神似乎在慢慢走向没落，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王维基：香港的经济在以前从港英开始，用所谓的高地价政策主导了整个经济体系，这是约五六十年前英国人留下的制度，而香港的利得税率都维持着非常低的状态，我觉得是高地价政策令地产商赚了很多钱。
如果目的基本上只是向钱看、只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么只要做地产业和金融业就可以了，都不用做其他就能赚到很多钱了。
如果往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方向走的话，就是定位在大财团了，这些财团在金融和地产这两个生意范畴里是一定有优势的，它的借贷成本比中小型公司低。比如当买地的时候，它动用的资源也一定比中小型的地产商少，让小的公司基本上很难去竞争。
不过，我想这只是政府的政策问题。当然始终还有很多不同的人去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这种精神是存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与社会文化有关联，与政府无关，要看社会文化是否崇尚。
你看莎莎、卓悦都是两对夫妇在几十年前很勤劳地工作，从此打出一个品牌。还有卖衣服的IT，它们都是从大约是几百平方尺的铺位，一直打拼到现在上市。所以不能说香港企业家精神是完全没落的。
还有现在很多网上写移动程序的公司。其实还是有人创业的。当然，暂时不应该想着自己是否能一年赚到几十亿，其实创业是自娱自乐的，有这样的想法才是创业最大的推动力。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只用钱来衡量，慢慢就会发现没有了乐趣。
人生是很短暂，我觉得创业永远是最好玩的。我看不出赚几十亿和赚几百亿有哪些大的区别，因为每个人开心的原因都不同，我想最大的区别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件事情恰好也能改变世界，那种成就感就远远大于能多赚几十亿。
这也是创业者应该一直抱持着的精神。你看乔布斯每次都是做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大家认为这是不相干、无厘头的东西，但他也会去做。
日报：就你在商界的观察，你如何看待现在内地与香港的关系？该如何妥善平衡这种关系？
王维基：我发现近两年香港跟内地有很多内部矛盾，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气氛，这让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没有必要发生的矛盾。
虽然大家不一定都说普通话，但大家都是黄皮肤，都是中国人。以前不是这样子，大约5至10年前，内地人是很喜欢看香港电影的，香港人也不介意去观看内地的一些做得好的电影，无论是《集结号》还是最近上映的《私人订制》，这些都是很好的电影。
但现在，《私人订制》在香港的票房就不是很好，同时香港电影在内地的接受程度开始降低。我想这个两地隔阂是没有必要出现的。
这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处理民情的时候，对民情的掌握度不是很贴近，其实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在早一到两年时告诉市民，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很关心香港旅游业的承受力，我们会去做一些预防措施，而不是去忽略这个问题，那么我想会让大部分香港人觉得舒服一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一段时间里，香港特区政府觉得人多没什么不好，反而越多人来香港就越好。但对于香港市民来说，他们觉得地铁已经很挤了，很多地方的商场也很挤。另一方面，对于做生意的人而言，当然是希望多一些游客来香港消费的。
政府应该在这中间做一些协调，令市民感觉上舒服一些。所以我认为政府应在心理上多贴近一些民情，早点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做好了计划，做了很多的研究去解决。
日报：你对香港的前景是怎样看的？如果用十分来评分，你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多少分？
王维基：现在真的很难下定论，主要是比较难定方向，因为香港现在处于转折的位置。香港人自己本身要团结，但是现在香港真的做不到这样，我想最重要的是减少这一方面没有必要的矛盾。
明年会是比较重要的一年，过往香港人对所有东西都抱有希望，觉得有一点的自由度去做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普通法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创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大致就是，所有没说过不能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这个概念对于一个地方是否有生机来说是很重要的。
现在仍然是这样，但似乎开始有一点阻碍了。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信念是保持着的。所有法律上没有明确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如果只可以做法律规定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没规定可以做的事情就不用想了，那我就用不着创业了，香港也完了。
作者：罗琦 郭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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