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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
本报记者 何清 天津报道
很多人都是会认为“智慧城市”代表了一种高科技，离普通公众很远，然而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袁牧却认为，智慧城市离公众并不遥远。
9月9日，袁牧在天津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采访。
《21世纪》：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
袁牧：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是发电公司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其实提得非常有道理，代表了这样一类影响未来的发展方向的产业，是解决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载体。
城市是一个载体，承载了人类社会最多的财富，最多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精英人群，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技术，他的工业，都集中在城市，因为有这样的集中才出现了城市，才出现了城市的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技术的发展，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都面临着城市的一次改变。现在，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个城市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智慧城市。
《21世纪》：智慧城市的发展里程是怎样的？
袁牧：智慧城市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很长，但是我们做这块工作很久了。像交通信息技术，我们做了大概二十年了。类似的还有很多，慢慢都会融入到智慧城市的大体系里面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在座所有每个人都生活在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的这样一个智慧城市体系之下。我们在来的路上有很多摄像头，这些摄像头都是干什么用？它们更多的不是在抓违章，是在做一些数据，获取交通数据。一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获取形成了大的数据流，形成了一个城市的智能化。当初提出智慧城市的大概念之后，对于城市的发展，无论是企业、科研单位，还有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方方面面的，现在很难说某一种形态或者某一种格局叫做智慧城市，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宽泛，又非常具体。对于智慧城市，我建议大家可以更宽泛地理解，它其实代表着一种城市面对的变革。
《21世纪》：它包括哪些内容，或者说它具有哪些特征？
袁牧：说实话，并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智慧城市标准，但是它必须有以下特征：第一，这个城市要保证一个可以增长的经济，这是第一维的城市；第二，要保证这个城市要有便捷的维度；第三，要创造一个城市舒适的环境；第四，要有智慧的民众；第五，应该有安全的生活；第六，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城市制度。
刚才说如何建立一个智慧城市的时候，更多的说到了自上而下去建立，建立一种设施，建立一套管制体系，建立一套最高的数据的由来和数据的处理，以及由这些数据而产生的数据平台和这些平台所能形成的智慧分析，这个完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处理方式。
但是，实际上智慧城市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自下而上的。应该自下而上去推动整个城市发展。我们很多时候关注到技术的安全性的问题，但恰恰我们没有关注到其实这个技术应当更多的在城市里让大众都能够去使用去接受。比如，日本从2001年开始做了一个计划，计划互联网在日本铺开，过了若干年，把这个计划变成基于物联网的基础，让日本做到人与人、物与物都能产生技术上联动的功能。2011年之后，日本把这个计划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目标成了网络无处不在的活力，这个实际上是建立在全民基础之上的，通过技术的革命而建立在国家的战略。实际上我们也需要这样，也需要基于民众之上的、从顶层设计来做的智慧城市的概念。
《21世纪》：智慧城市的基础就是大数据了？
袁牧：它包含了两个概念，一是国家信息安全的概念，二是大数据。大数据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信息。这个大数据是多重来源的，不是说一个城市就一个来源，它有无数多个来源，包括各种电子系统产生的信息，包括互联网产生的信息，都是大数据。但是，我们国家目前的格局是各个部门条块分割，数据属于不同的部门。互联网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对，叫做谁掌握了大数据谁就掌握了权力，也就是说，谁有权力谁才能掌握大数据。
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智慧城市，你如何去整合？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去整合。这就需要数据公开，但是这种公开不见得就是对所有人公开的，一定是针对整合者是公开的，或者对于信息的真正使用方是公开的。我觉得这里的公开，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而不是对个体。智慧城市的项目大概有2000多个，总的投入大概在1.6万亿，而这1.6万亿投入里，政府的财政投入大概占20%，银行的投入占到20%，而企业的投入占到了1/3，约33%，这个比例实际上是大于政府的投入的，也大于银行的投入。但是，投入这么大有没有更大的权力？这就是数据公开的问题，我投了这么多钱拿不到需要的东西，怎么去做分析？（编辑 李艳霞）
作者：何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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