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高管政治前途释放重要信号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元淦恭撰文认为，央企高管赴任省长，为他们将来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提供了砝码。

　　近期，高层密集展开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山西、吉林两省党政主官易人。生于1957年的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接替升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巴音朝鲁，成为吉林省省长候选人。

　　蒋超良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直接从国有银行董事长上调任省长的高官，其中释放出若干重要信号。

　　近年来，包括银行在内的央企负责人转任地方大员的现象正在增加。其中一个背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务院机构改革裁撤了大量的和具体经济管理部门对口的部委，如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等，使得一些原来的部属大型央企负责人，少了很多从国务院内部晋升到正部级的通道。

　　目前，在31个省份的省长（市长、主席）中，有11个有企业工作经历，占到三分之一强。其中有6位担任过央企的负责人。

　　这6人都出生于1956年及以后，如无意外，政治生命将延续到2020年以后，这些官员未来的走向值得观察。

　　地方主官的政治前景，总体来说已超过国务院的部长。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政治局委员的组成，有在地方担任党委书记、省长（包括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的人数和比例都在增加。

　　很明显可以看出，担任过地方党政主官的人在政治局中的比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持续在提高。仅以现任的第18届政治局为例，担任过地方党委书记或省长的有19位，占76%，而担任过国务院组成部门部长的只有6位，仅占24%，不及担任过地方党政主官的三分之一。

　　因此，地方党委政府已成为中国领导人最重要的人才储备库，央企高管赴任省长，为他们将来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提供了砝码。

　　1993年年底，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合称“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式成立，此后这四大银行的高层职业走向一直备受关注。

　　蒋超良是历史上第四位担任省级政府首脑的前商业银行掌门人，此前三位分别是戴相龙、王岐山、郭树清。

　　梳理上述四人的从政经历，不难看出从银行家到地方党政主官之间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从卸任商业银行负责人，到主政一方，上述四人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戴相龙从交行总经理到任天津市长相隔9年，王岐山从建行行长到海南省委书记相隔5年，郭树清从建行董事长到任山东省长相隔一年半，而蒋超良从农行董事长到吉林省长之间没有过渡。

　　近年来，银行家成为地方党政主官，表明银行负责人的政治前途正在得到拓展。

　　中国的主要国有银行，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因此大型国有银行的管理层一直是中国金融高官（主要指“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最主要的后备队。进入新世纪以来，上任“一行三会”负责人的几乎清一色是商业银行掌门人，只有原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是例外。

　　在中国金融业态中，银行业居于枢纽和核心位置，但总的来看，大银行行长的仕途大多终结于“一行三会”，也就是成为金融业的顶尖技术官僚，但大多不会进入综合性的政府管理岗位。

　　2002年，戴相龙从央行调任天津市，成为首位从央行转任省市长的高官。

　　2013年，郭树清则成为第一位从“三会”负责人职位调任省长的。郭树清、蒋超良近期先后赴任山东、吉林担任省长。或许是银行家向地方官员流动路径更趋畅通的新信号。

　　大银行的负责人受到的政治认可和信任正在进一步增加，不仅局限在金融的专业领域，而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主政一方等更重大的政治使命。

　　央企负责人担任地方主官，不仅对央企负责人个人而言，是开启了政治晋升的新通道。而对地方而言，也是为了借重央企负责人的经济管理经验。

　　央企负责人的“政商旋转门”，以往多数在能源和装备制造领域开启，近年来金融家主政地方的现象增加，表明高层寄望更多的金融专业人才能够通过金融杠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而非单单依靠传统的投资和项目拉动。在东北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蒋超良赴任吉林，也表明了高层在这方面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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