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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讯 强力反腐仍在继续，简政放权未有穷期。9月11日，搜狐财经达沃斯夜话，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等嘉宾，分别从经济学者、金融学者、历史学者和制度学学者的视角，探讨新时期中国改革的路径与前景，以及法治建设对新经济的影响。
当前新一届政府的重磅反腐赢得了不少喝彩声音，但是反腐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想要成效显著地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建设就必须提上日程。相比与此，一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比如特赦），能否对解决表层贪腐呢？
秦晖认为，对贪官污吏实行特赦制度应该有一定条件。不能说既然法不责众就算了，这肯定是不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赎买不是不可以考虑的。但很多赎买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比如赎买的钱花了，而实际上权力太多没有权限（依然无法阻止腐败），在这种情况下的赦免是越搞越糟。
就算现在要赦免，也得通过一个合理的立法程序，一碗水端平，而且要和权力制约挂起钩来。
不管是赦免还是高薪养人，抓人是治标，高薪也是治标，特色也是治标，真正的治本就是治国理念。
秦晖举例道，他自己最近到波兰转了一圈，老百姓也议论腐败。大家看看外网可以看到，说波兰有几个部长吃了一顿饭，花了不到三千的人民币。波兰饭店吃饭是很贵的，但超市里面的农副产品很便宜。四个部级官员吃三千块钱在中国算个啥？在波兰就变成闻所未闻的事情了。波兰官场非常穷，最典型的例子是总统坐的专机很破。实际上波兰老百姓也讲腐败，那个腐败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差了很多数量级。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波兰老百姓说他们剧变以前的共产党时期，那个时期官员是可以变化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原来权力没有带来什么的改变，他并没有说这个权力一丢了就什么得没有了。他们觉得这个权力对他们来讲是如同嚼蜡的，丢了也无所谓。你们知道波兰1989年发生变化以前，前十年就不断有官员辞职事情发生。但是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官员的职位一万个人都想争，而在波兰没有人想做这个事。
对波兰官员来讲，那个时候权力带来的利益本来就很小。这和现在中国讲的要高薪养廉促进改革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正是因为波兰的官员很穷，这个权力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空间很小，所以他才愿意改革，他们都没有说这个权力要把着不放。1989年以前每隔一年就有政府总理辞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不能说他们的道德素养比别的国家道德素养多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波兰和东欧很多国家剧变前也是社会主义，但是那个社会主义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社会主义是问责的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老让国家为他承担责任，老追着你要，你给他他会感谢你。不会像我们国家搞一些服务，就要“千恩万谢”，波兰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在波兰，从养老到坟墓国家也会承担的，不承担百姓就骂政府，包括匈牙利也是一样。东欧剧变最初的几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财政，就是财政被老百姓挤干榨净了。没有什么可贪污的钱。
有人说政府很穷，高赤字就清廉了？很多国家也有这种现象，照样有贪污的。这个本身并不是说官员就可以不贪污，什么情况债台高筑才可以约束官员的贪污呢？不但有高债务，而且老百姓还非常关注你的财政开支。为什么老百姓会关注政府财政的开支呢？他就盯着你。因为老百姓必须说政府必须要提供这个必须提供那个，政府告诉老百姓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只有那么一点钱，如果让我搞这个就必须要商量，要么多收一点税，要么让我少办一点事。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然而然对政府预算特别上心。
秦晖表示，如果公共服务问责成为老百姓一种权力的话，老百姓自然会盯着它的钱袋子，自然会盯着预算。而现在中国老百姓是没有问责的，政府提供一点就“皇恩浩荡”，没有提供就无所谓。老百姓没有认为政府财政对于他来讲有关心的必要，政府有多少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正是因为有公共服务问责的机制，他才会感到这个东西是有所取的权力的。
因此，一方面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培养一种机制，就是老百姓有向政府问责的能力，政府要向老百姓收钱，这时候我们要管住。但是政府的钱必须要为老百姓花，这个权力要给老百姓。如果给了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自然会关心政府的钱袋子，而政府的钱袋子实际上老百姓需要花的钱都花了，政府没有多少钱可以供他们乱来的。在他们都没有乱来的空间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恰恰就是非常愿意获得至少说是很不反对的。
“改革三十年来有一个思想我很不赞成，有一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奈何不了这些人，因此我们就想用给他们好处的办法来摆平。讲简单一点，有些人总用幻想，用他们话讲适度腐败引诱他们走向经济体制改革，用赦免腐败引诱他们走向政治体制改革，这明显走不通。这样容易败坏技术的名声。我认为清廉有助于改革，权力的含金量越高，改革就越快。这是我的看法。”对于特赦制度，秦晖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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