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廉政瞭望》报道，白恩培任内，云南经济排名从2001年全国第19名下降至2011年的第24名，对于不好看的GDP数据，白恩培任内曾有省委某领导强行修改。据曝一名副省级领导曾坐镇统计局，说全国同期GDP都是两位数，云南一位数太丢脸了，当时的统计局局长不同意，被派去出差。数据最终从7.5%被改为12%。
因为数据“不好看”，就动用权力强行美容，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美学。如果不是白恩培此番犯事，想必一般公众很难了解到这般惊人的内幕。人们不禁会问，泛滥的统计造假背后，还有多少类似的内幕？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统计造假深恶痛绝。有关部门也曾采取过统计执法大检查等治理行动。今年6月，国家统计局就曾曝光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虚作假，其编报的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
有关方面一直在喊打，可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这其中，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地方一直存在GDP崇拜，习惯于用人为改动统计数据，以佐证地方政绩、行业的成绩，或者干脆就是撇清政府部门治理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与相关问责过于疲软，难以落实有关。
目前已有《统计法》、《公务员处分条例》，2009年还专门出台了《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这些法规明确规定了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情形，并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利，但是，现实中，不仅统计成了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游戏，相关官员也鲜有被问责的情形。
很多时候，即便是问责，往往也只是问到统计人员头上。至于像云南省这样由省级主政者层面公然施压篡改GDP数据的，非但不可能被问责，甚至都不可能被触及。
其实，统计造假之所以成为“顽疾”，屡治不愈，关键正在于背后形形色色的“权力故事”。地方主政者出于政绩的考量，往往有着人为干预经济运行数据的冲动。悲哀的是，这种冲动也每每能够在权力运行中得以实现。
可见，根治统计造假现象，除了从技术层面强化制约，以减少技术性误差之外，还要提高地方主政者的造假成本。比如，声势浩大的“统计打假”风暴，不能止于对基层机构和统计人员的问责，而是要延伸到背后的授意者和施压者。不仅要检视主政官员的责任，还要改变统计数据与官员政绩之间的关系。
此前，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表示，改变“数字出官，官出数据”的局势，短期内要在技术上建筑防火墙，比如互联网直报、强化统计监督，阻止官员干扰统计数据，而长远看则要靠改革现有政绩评价机制。
统计造假不仅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严重误导社会公众的判断。若想改变此种情形，当约束权力，让法律归位。
□胡印斌（媒体人）
声势浩大的“统计打假”风暴，不能止于对基层机构和统计人员的问责，而是要延伸到背后的授意者和施压者。不仅要检视主政官员的责任，还要改变统计数据与官员政绩之间的关系。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