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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殷可来到香港，担任刚刚创立的中信资本副行政总裁。十余载拼搏后，他是中信证券副董事长、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同时也是一位新香港人和资深“港漂”。
内地人看香港，香港人看香港，往往受制于角度。身份叠加的殷可，对香港有自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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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使命。向来低调的殷可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他说，是因为这个话题让他有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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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是中资投行国际化的先锋，短短几年，通过香港H股上市和收购里昂证券，中信证券的经营遍布了15个国家和地区，成了最为国际化的中资投行。
而中信集团不久前更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今年8月，中信集团将通过注资中信泰富，从而实现整体上市，新中信将成为香港注册的企业，为国企改革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释放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
殷可建言中信集团未来为香港的民生发展做出更多投入。他正忙于为久负盛名的“里昂投资全球论坛”在深圳建立永久会址：国际投资者们上午在深圳听政府官员解读中国政策走向，下午回到香港听分析师不同独立观点，进行脑力激荡，晚上去跑马地香港赛马会小赌怡情。 “这就是活生生的一国两制。”他说。
香港作为国企改革的前端
第一财经日报：中信集团今年通过注资中信泰富上市，新中信将成为香港企业。据您了解，为什么是香港？
殷可：中信集团常振明董事长已经多次讲到香港对国企改革的作用，香港的法律环境、公司治理、全球化的市场体系，这些环境、根基和基建基础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途径。
一方面，内地无疑是国企改革的主战场，比如说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民营企业机制或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但另一方面，香港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社会，国企作为香港企业要符合香港的法律，在这里对企业市场化的要求，对公司管治的要求，对于满足全球化规则的要求，显然要比内地高。
因此把大型国企一步到位放在香港这个前端，我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自我挑战，也是一种倒逼。每个企业根据自身情况会尝试不同的途径，我的认识是这样一条路径比较符合中信集团35年发展的使命，也比较符合中信集团国际化、全球化的目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信在香港设立子公司，香港业务属于中信对外开放的一个桥梁，这和此后中资企业用香港作为全球化桥头堡的作用一样。
在香港回归前，中信在香港的投资已经达到一个高潮，主要是由于中信香港（后通过买壳上市成为中信泰富）的投资和并购活动。中信入股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在香港投资建设了海底隧道，进入了香港的货运物流业、买入香港电讯，还在新界拥有垃圾处理站。
可以看到，回归前一些国际企业看淡香港的时候，中信大举增加了在香港的投资，这些投资都是对香港经济、民生有帮助的。这些投资和中信集团其他投资相比并不是特别大，但这些举动极大增强了香港回归前，商业领域内商家们对于内地的信任。
那时候实际上信任达到一个空前的危机，如怡和迁册（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英资怡和集团把注册地从香港迁移到英属百慕大）的冲击。虽然一些人对香港的未来失去信心，但也有很多企业家觉得香港仍然是一个完全市场化、做生意的天堂，可又觉得对内地的脉络和规矩不了解。那时候中信有个中信泰富作为一家商业企业，跟他们在商业上有合作，他们很自然地就通过中信这样一个合作伙伴或者一个股东，了解到中国的政策、中国相关的法律，还有中国改革的一些方向。
所以中信这么多年，对香港的支持，从某种角度上看也赚了钱，但从根本上来讲，赚得更多的是信心。
日报：但在香港回归以后，中资并没有在香港大量增加投资，反而有收缩的情况，比如说中信泰富在2008年后出售了很多在香港的项目。为什么中资在回归后没有抓住在香港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会？
殷可：你的观察从一个侧面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反映出回归后如何在商业活动中加深对“一国两制”的探索或摸索。那时候国有企业自觉身份的特殊，特别注意对香港保持所谓的距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过程促成了中资机构在香港从事商业和投资各方面比较小心、步伐比较缓慢，这是一个客观的理由。
但另外一个理由是，那个时候正恰逢新的国企改革浪潮，大型垄断性国企比如说电信、银行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投资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也就是说，香港回归之后内地的经济出现了又一轮蓬勃发展，在商言商，投资一定要得到回报，显然内地的市场对中资和华资而言投资机会更多，当然也就成为国企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舞台。
所以两相权衡，可以看到，香港回归之后国有企业在香港的投入相对就减少了，发挥的作用也相对小了。
香港是否边缘化？
日报：内地市场取代香港市场，既是现实也是趋势。这就回到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香港是不是在走向边缘化？
殷可：这十二年来我一直在香港，我经常跟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说，香港并没有被边缘化，香港是被自己或者被不了解香港的人给边缘化了。不了解香港的，主要是因为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香港一些本地的企业包括民众和商家，对香港的优势和香港的客观认识越来越少，其实不能责怪他们。主要是因为内地发展非常快，香港发展速度不可与内地相比。
他们没有看到，香港在回归之后在国家的改革中突显了新的地位。这个地位其实很关健，就是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经济体，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里面的作用。几乎所有大型国有和股份制银行、证券、保险都借助香港走向了全球资本市场，而金融行业走向全球是最难的。
还有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近水楼台”作用。客观来讲，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市场，我很难想象，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能够取得今天的地位和成就。而国有商业银行如果改革不到位的话，也很难想象加入WTO以后中国发展会像今天一样。这种逻辑关系，实际上内地及香港人都没有认真分析过。
我们总觉得加入WTO后我可以直接跟美国、直接跟欧洲和全球对接，已经不需要香港了。可是你仔细坐下来分析，有多少东西是直接对接欧美来做的，有多少还是通过香港的自由贸易、金融中介、仲裁和司法体制？香港的证券监管体系、自由市场体系、法制独立的体系，运行和维持得非常好，可是有多少人去欣赏和感激过香港这些方面的努力？
我们一直认为，香港的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它的边缘化只是表面上被边缘化了，是属于泛边缘化的。香港的法律、市场和人才机制，是目前大中华任何一个地区不能替代的。
香港前途在哪里？
日报：请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香港多年来对两地融合的感受，对加强两地沟通交流有哪些建议？
殷可：23年前为建立深交所，我第一次到香港联交所了解香港资本市场，那时候香港人觉得很多东西内地肯定都做不到，很多概念都不懂。但是几个月后深圳交易所建立，实行无纸化进而全电子化交易，他们对内地人敢想敢干，不怕砸了自己饭碗的劲头还是不敢恭维。
今天不一样，这几十年来，香港对内地的理解有了深刻和明显的变化，香港人为与内地的融合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香港的员工以前能讲流利普通话的非常少，可是他们下了班之后上普通话课程，现在普通话都讲得非常好。
我在香港生活十几年感受到，社会的怨气现在确实比我十多年前来时感觉要重。怨气在哪儿呢，我自己的感觉是，老一代和这一代香港人并不觉得不满足，他们也常说自己很幸运了，但他们往往会想，他们孩子的将来在哪里，有迷失和焦虑。
我觉得内地人应该从感性的角度来看香港普通市民，后者的生活这些年并没有随着内地共同进步，内地人的生活这十来年发生了眼花燎乱的变化，而香港普通市民却没有感受到，香港的泛边缘化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冲击。
这些微妙的变化，我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未来需要找到交融的新方向。内地也要成为一个smart player（聪明玩家）,用更具现代文明的行为方式处理和香港的交融，包括自上而下沟通的转型。
日报：去还是留，是不少“港漂”考虑的问题。作为资深“港漂”，您有什么建议？
殷可：我觉得香港市场更广阔，可能大部分人不同意。我认识的一些在香港的大学毕业的内地学生，在我们这里实习，跟我抱怨说，父母以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物质世界里，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香港有多苦，每天晚上十点回到一个空间狭小的地方，经常掉眼泪。
前不久有人说准备回去了，我说，你过不了这一关，我不相信你这一辈子有多大的作为，不管你在哪里。内地发展快，机会确实更多，又没有文化差异，当然好。但在香港更像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实现，而且干预很少，信息更加自由，有成为专业人士的最佳土壤。
我刚到香港来的时候，工资还无法覆盖生活支出。但我坚持了，不为别的，就是觉得全世界就这么个地方，既能了解内地又能熟悉海外，产生出“一国两制”的专才，有价值啊。多年来的坚持也让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内涵。我认识的几个学生后来通过香港又去了英国、美国发展，更有回到北京高就的，说明香港确实是全球化的中转站，克服了眼下的困难，也许就能打开另外一条路。
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看看今天香港市场上五湖四海的职业经理人就好了。如果对此没有概念的话，看看香港有多少中小学国际学校，德国、瑞士、日本、韩国、英、法国、印度、新加坡等，就知道有多少不同母语的高级管理人在香港了。
日报：用10分来评分，您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多少分？
殷可：7.5分。我对香港是有信心的，剩下2.5分是融合的风险，如何做到融而不合？如何让内地及香港都能充分享受“一国两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独特价值？其中60%~70%取决于我们这些在香港运作的机构的行为方式。从香港的基本架构和它在中国大环境内不可替代的作用来看，未来十年二十年，这里都是我想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爱香港。
作者：郭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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