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提出，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这是中央高层首次公开论述“新乡贤”问题。
“乡贤”，或者说“乡绅”、“士绅”，曾是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今天重新强调乡村精英的重要性，希望“新乡贤”能够起到引领诸种乡村建设的作用，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状况的大转型很有关系。相当部分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出现“空心化”局面，原来作为乡村运转中枢的组织网络逐渐弱化，组织化程度日趋降低，农村文化建设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将农民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除了发挥既有农村组织的作用之外，也需要强调农村精英在乡村自治过程中的带头作用。
乡贤制度兴起于两宋时期。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长期战乱之后，汉唐时期的世家门阀逐渐式微，贵族体制彻底崩溃，科举制逐渐成为塑造社会上层的主要制度基础。以这一制度转型为基础，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开始强调宗法家族和乡规民约的重要性，士绅地主制成为乡村自治的基础，成为郡县制中与中央集权相互制约的新力量，取代汉唐时期的世家大族在整个制度中发挥平衡性作用。到清代士绅制度和宗法制度逐渐僵化，开始被抨击为“吃人”的“礼教”；在清末科举制取消之后，士绅地主的宗法制度在二十世纪革命浪潮中走向瓦解。
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旧士绅制度解体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新的人才流动制度。传统农村精英通过科举外出做官，退休之后一般会回到乡里，成为士绅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垂范乡里，这是传统科举制下乡贤制度成为乡村自治中坚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精英归乡的人才循环，科举制与士绅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时代，乡村精英通过高考或其他途径进入都市之后，无论是官员、知识分子，还是有成就的商贾，在退休之后都很少再回到乡村居住。这是今天乡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旧有乡村精英生产与回归的循环机制在现代的断裂，意味着“新乡贤”需要找到新的制度基础。一种看法是可以在资本下乡和农地可交易的制度变革潮流中产生“新乡贤”，即在土地集中过程中重新产生士绅。由于下乡并购农地的资本所有者不再像传统士绅那样居住在乡里，他们很难领导农村的再组织进程，因此这一看起来非常传统的方案，其实很难产生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在地领导力量。另一种看法是，在农村自身的再组织化（尤其是合作化）进程中成为乡村邻里中心人物的村委会领导者、技术骨干、农业大户等等，是在地的新农村建设领导者，“新乡贤”的制度基础在于农村的再组织化。
无论从传统来看，还是从今天来看，农村自治的中心问题是乡村的再组织，如果只有“新乡贤”而没有乡村再组织，将意味着乡村治理的危机。“新乡贤”应当从乡村自治的再组织进程中自然产生，正如两宋时期的旧乡贤产生于科举时代乡村自治的进程之中，新乡贤也应以新时期的乡村再组织作为新的制度基础。
作者：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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