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下降、不当的刺激政策、金融市场风险加剧三者之间进入恶性循环，投资者信心，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低迷，加重经济增速下滑压力，经济运行向更低的增长速度收敛，是为“经济转型综合症”。
转型十大症状
笔者梳理综合症的逻辑线索如下：
1）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进入典型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经济转型期，国内和国际市场对传统工业品需求增长放慢，对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服务业和民生基础设施需求相对旺盛。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得供给面与需求面不匹配的压力凸显。
有学者对中国是否已经面临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度阶段提出质疑。理由是中国2008年以来的工业部门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出口增速下降造成，工业部门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现象，中国也许还没到达后工业社会。对于这个质疑的反驳意见是：出口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并非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是内因。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中国自动退出了一些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可以通过对中国出口增速的分解找到答案。2001－2007年期间与2008－2012年期间相比，中国出口平均增速不到四成来自于进口国的进口增速下降，超过六成来自于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对出口市场份额增速变化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收入增长和由此相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解释出口市场份额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详见系列文章之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探因》以及之二：《中国需求转型应跨越三座大山》）。
2）公共服务和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供给面临政府失灵，资源流入受阻，难以形成有效供给。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为什么要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激励机制问题）”、“民众最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信息问题）”、“如何提高好的公共服务（技术问题）”等三个方面尚未建立有效机制。
3）以中高端医疗、教育为代表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的服务业面临较普遍的政府管制，即便一些服务业产品面临旺盛市场需求并能得到融资，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遏制了资源流入。
4）银行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难以对服务业和民生基础设施供充分、恰当的融资，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金融体系不匹配加剧了服务业和民生基础设施的发展困境。
5）上述原因带来供求结构不平衡，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企业利润下降，经济内生动力下降，传统工业品产能过剩和（局部地区和行业）就业压力凸显。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政策缓解压力。
6）政府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依托，增加对传统工业产品需求，缓解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压力。建设项目的决策机制存在严重缺陷，部分项目的社会收益和商业收益难以保障。（详见系列文章之三《中国刺激政策需要结构性调整》）
7）政府保持隐性担保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帮助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和政府建设项目通过“借新钱，还旧账”的方式继续从金融部门获得资金支持。
8）普遍存在政府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的环境下，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工具创新帮助信贷资源继续流向这些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和建设项目，这些单位和金融机构之间“借新还旧”游戏持续并且不断放大。
9）上述三点（678点）政策应对措施偏离了经济转型所要求的调整方向或调整方式，进一步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旺盛部门的转移，并带来了传统工业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的快速上升。从未来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看，新增负债对应的资产多是不良资产，“坏账不坏”则需要出台进一步的刺激政策。
10）持续的结构失衡，再加上难以持续的债务拖垮投资者信心，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低迷，加重经济增速下滑压力。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和扭曲的刺激政策进入恶性循环，经济运行向更低的增长速度收敛。
应对经济转型综合症，关键在于纠正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这不仅需要政府自身的努力。更重要是树立与时俱进地的发展理念，形成对政府的合理制衡机制，确保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在正确的轨道上。
理念
发展理念层面，“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一系列关联的理念需要调整。产生这些理念的基础是中国在近百年来的屈辱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受邻国侵犯、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不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太低，打不过那些强盗。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不再让屈辱历史重演，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无论是此前的计划经济，还是后来的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都是增加工业部门实力。这是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中国人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做出奉献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成为举足轻重力量。在各种能够比较的硬件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有些领域甚至世界领先。新的背景下，这些理念以及由这些理念所支撑的重点保护或支持工业部门的各项政策，不仅浪费了大量政策资源，而且有悖于经济转型要求。国人现在普遍稀缺的，不是机器，也不是面子，而是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新鲜空气，更照顾民生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这些是政策资源需要侧重的地方。
“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等理念会得到更多支持。与上面那些理念相比，这些理念更强调处理好个人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迎接后工业社会的理念基础。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更多尊重和谅解，是优良服务品质的基础。
制衡
没有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有效制衡，任何政府都会逐渐蜕化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在所难免，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会陷入恶性循环。
有很多对政府的制衡手段，现有的法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政府之间的竞争、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等。但是这些制衡手段对于纠正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还显得很不够。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挖掘现有制度被掩盖的制衡作用？还是挖掘新的制衡手段？需要摸索和尝试，找到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制衡政府的手段。
对政府的有效制衡需要全体公民意识的提高，需要公民积极参与公众事务。仅仅是指望政府靠自身的力量推动改革，转型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政府。成功的转型会让绝大多数人受益，也要求绝大多数人为之付出，特别是个人为了社会公众利益的付出。每一个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动作都是小水滴，小水滴汇聚多了就可能成就更好的制度和政策，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才能纠正。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 张斌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作者系列评论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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