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冬：中国转型复杂 政府需"到位"而非"缺位"

　　“中国的改革是从原来政府控制一切的计划经济中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至今政府该退出的领域还没有完全退出。一方面，仍存有“有形之手“；另一方面，该承担责任的领域缺失”，《财经》杂志高级观察员、副总经理张燕冬在9月18日举行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2上致辞表示。

　　市场化需要政府节制“有形的手”，而工业化、城市化又要求政府有效推动；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实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需要政府拥有相对的权威，并有效处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张燕冬称，“如何兼顾与平衡，既是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

　　她还称，尽管已开始强调建设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但如何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切实体现仍未真正破题。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生态建设、社会福利、税收、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公共预算、公共财政、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等领域存在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不到位和治理能力有关，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本身所不能完全解决的。

　　张燕冬表示，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全球化影响，中国的转型更为复杂。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又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同时还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体制多重转轨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加，至少有四大任务摆在政府面前：

　　一是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合理公正的规则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

　　二是妥善协调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

　　三是政府不仅要对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承担责任，而且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各种扭曲性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

　　更为重要的，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秩序失范、利益阶层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之轨道。

　　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财经》杂志、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创新发展与公共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2于9月18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邻避’困境如何突围？ ”

　　以下为致辞全文：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我们再次聚集清华，参加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财经杂志、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创新发展与公共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共同发起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2”“邻避困境如何突围”，欢迎大家！

　　之所以举办“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论坛，是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是改革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对现代政府的构建以及公共治理所提出的新挑战，而且而是对提升国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同时更迫切需要公共治理体系和结构在时操层面上有新突破，这里包括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的职能转变、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以及提高公共治理能力，等等，这也就是18大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含义。

　　事实上，对中国百姓来说，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对变革的期待莫过于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等公共事务进行有效而公正的治理。

　　站在这儿，很感慨，因为曾经受薛澜老师的邀请在公管学院做过高级访问学者，授过课。今天清华与《财经》携手，薛澜老师是最重要的倡议者和推动者，从动意到举办第一场，也应该有将近两年时间，今天是第二场。当然与薛老师商讨的背后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着力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体制多重转轨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加，至少有四大任务摆在政府面前：一是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更合理公正的规则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二是妥善协调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三是政府不仅要对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承担责任，而且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各种扭曲性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为重要的，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秩序失范、利益阶层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之轨道。

　　事实上，这种转型既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与必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我们常常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与西方工业革命过程的完成紧密相连，却很少提及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应运而生的现代政府，以及国家重构、职能国家的深刻变迁，事实上，工业革命的最终完成和福利国家的生成则是通过对国家和市场的双向监督与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管理化和政府行为的责任化、合理化、科学化、制度化途径实现的。

　　仅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既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都市膨胀等对公共服务和设施的需求，也没有能力使复杂的社会变化适应日益增长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协调发展；同时，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仅使社会管理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而且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出现一系列问题，矛盾和冲突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经济活动的增多、贸易的扩大、股市与国债的出现、交通的拓展与拥挤、环境的污染、都市化的无序、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公共设施与安全的急需、经济垄断、政治腐败、劳资冲突与投机敲诈等，不仅要求政府扩大和增加对新领域的职能管理范围，而且政府的职能也日益变得复杂而艰难。正如美国第28届总统的威尔逊所说：“如果以往的世纪使我们目睹了政府行为的困难在不断增加，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亲眼见到这些困难正在堆积成无与伦比的高峰……只要我们的手伸向任何一方，似乎到处都有新的公共问题需要我们解决”。鉴于此种背景，美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管理学。这一时期，正是美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使之从一个没有政府传统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行政国家”。值得一提的是，诞生于上个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之时的现代政府科学，为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管理提供了理性启示。

　　当然，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全球化影响，中国的转型更为复杂。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又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同时还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就经济转型本身而言，美国当时的基础是自由经济市场，它的改革是纠正因过度放任所造成的弊端，而中国的改革是从原来政府控制一切的计划经济中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至今政府该退出的领域还没有退出。一方面，仍用有形之手“掌控”市场；另一方面，该承担责任的领域却缺失。这就对中国的政府转型和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市场化需要政府节制“有形的手”，而工业化、城市化又要求政府有效推动；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实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需要政府拥有相对的权威，并有效处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如何兼顾与平衡，既是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

　　因此，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重叠”转型进程中，绝对不可忽视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极端复杂性，不可忽视各种社会矛盾集合影响转型进程的极端敏感性，更不可忽视公共服务、公共政策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尽管我们已开始强调建设服务型与法治型政府，但如何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切实体现出来仍未真正破题。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生态建设、社会福利、税收、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公共预算、公共财政、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等领域存在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不到位和治理能力相关，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本身所不能完全解决的。

　　今天，我们讨论“邻避”困境如何突围的问题，看似微观，但却是处理市场、企业、社会、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综合问题，相信我们的讨论会有实质性的成果。祝论坛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