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9月25日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周三晚在“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当前中国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多方面造成，特别是制度性原因，所以不是单靠放松货币政策能解决的，根本途径还是加速金融改革，降低金融机构的中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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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监管层频频出招，力图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8月份，国务院出台“融十条”，从十个层面全方面着力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包括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缩短融资链条，发展直接融资等。央行今年瞄准“三农”、小微连续两次定向降准，压缩银行同业、非标等通道业务；银监会牵头出台存款偏力度考核指标，规范商业银行揽储等行为。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显著，余永定援引统计局调研数据称，二季度小微工业企业民间借款的年化利率约为25.1%，“这种利率企业根本没办法生存。”
余永定从中介成本、资金需求方、制度等方面分析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中介成本，银行的“加成率”较高。余永定列举数字称，2013年，工、农、中、建、交五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达23.6%；其利润占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35.6%。同时，在经济下行环境下，银行贷款的风险溢价上升。
资金需求方面，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用了大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对一般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同时这些平台对利率不敏感。
客观金融环境和制度方面，银行受政策上信贷规模的控制，以及75%的存贷比监管指标等，导致资金供给方规避管制活动，从而延长了供给链条。中小微企业受抵押、担保的限制，走向影子银行等。“这样，在供、需双方逃避监管的共同作用下，交易链条延长、‘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余永定说。
同时，在存款利率仍然受管制，可贷资金需求依然旺盛，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推动下，银行间必然会通过出售高回报的理财产品等形式高息揽储，推高存款成本，也加剧了资金来源的成本。
早前7月份，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一次通气会上表示，融资成本高跟中国的投融资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直接融资欠发达等。
降准降息效果有限，可重新考虑存贷比监管指标
对于降低企业融资贵，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余永定表示，进一步降低基准利率，短期内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也有可能恶化资源配置、不利于结构调整，不利于控制通胀，即“效果有限，而且有副作用”，所以降准降息不能从根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根本途径还是“加速金融改革，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余永定表示。
对于中间、通道业务的压缩，央行今年已连续出台监管政策，《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号文”）和《银行业同业银行结算账户通知》，力求压缩或疏导中间环节，使资金快速有效的传导至实体经济，降低中间交易环节。
对此，余永定接受大智慧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监管层对同业的监管大多数是出于防风险的考虑，当然对降低中间交易成本也有积极作用，但“如果取消或放松一些银行监管的规制，则这些中间环节就可以自然消失了。”
“且75%的存贷比监管指标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也可以重新考虑。“所以出于安全考虑的银行监管措施要掌握好平衡，一方面考虑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发展、增长”，如果过度抑制会导致经济严重下滑。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曾在《金融研究》发表评论称，存贷比指标监管和贷款规模控制扭曲了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不利于流动性管理和金融稳定。她建议尽快启动《商业银行法》的修订工作，取消存贷比指标限制和贷款规模控制。
其他途径，余永定还建议，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改革体制以改变企业行为方式，增加企业对利率的敏感度，推动利率市场化等。
（文章来源：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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