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在未来30年将全球经济的能源DNA从高碳转变为低碳。这需要一种历史性的有控技术革新。
这一变革很可能失败，如果失败的话，气候变化将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破坏。在上周二的联合国(UN)气候峰会上，各国开始了将持续至2015年的谈判，这是我们做出改变的最后机会。
我们需要在经济、能源和环境方面做出改变，改变的理由是多样化的、彼此关联的。这些理由包括：难以根除的极度贫困，日益加重的不平等；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而最主要的理由是，庞大并日益增长的世界经济和人口带来了许多挑战，这对地球脆弱的生态系统和资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必要改变，而是如何做出改变。要在全球范围内从社会和经济方面做出改变，挑战是艰巨的，尤其是全球经济和技术体系——工业、能源、交通、生产、贸易和投资——存在显而易见的巨大惰性。
全球经济的惰性源于多个强有力的因素：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既得利益者（或许没有比大型石油公司更强大的游说集团了）、地缘政治竞争、短期主义和巨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挑战。世界需要绘制新的低碳能源轨迹，但这种轨迹是什么样子？当然，不同的国家将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且我们也应该支持他们的选择。
对政客们来说，气候变化问题令人头疼。它充斥着不确定性，技术上也非常复杂；它的时间跨度远远长过选举周期；它需要耐心的长期投资；而且它需要建立新型的公私合作机制——在游说者的吵吵嚷嚷中，这种机制是很难成功设计和实施的。这些问题还涉及一些违反直觉的选择，比如停止开采已被发现、但由于需要限制碳排放而无法安全燃烧的化石燃料储藏。
基于上述问题，世界在自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来的22年间无所作为。那么应该如何推进进展？我的建议有如下几点。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全球达成一致的承诺，让平均气温升幅低于2摄氏度。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目标，而是上限。人人都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气温上升4至6摄氏度的轨迹当中。
其次，每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以及其他许多高收入国家和规模较小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应该同意设计（并向世界展示）本国到2050年深度脱碳的路径规划，该规划要与气温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的上限相符。此类深度脱碳规划应让我们从国家层面上看到，所有全球主要经济体计划如何到2050年将人均排放削减到1-1.5吨——这意味着美国减排约90%，中国和欧洲减排约80%。
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和大型企业（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工业和建筑领域）需要大规模地开展合作项目，对低碳技术进行研发、论证和传播。明确而可预测的碳税将对放弃高碳提供市场激励，从而有助于这些技术的发展，但现在的碳价还不足以让新技术迅速发展和实施，也不足以促进用于实施这些技术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
低碳技术上的此类公私合作并非新的合作模式。它们常见于军事部门、信息学、计算科学、空间科学、基因组学和物理学领域——寻找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政府支持项目就是这样。多个主要经济体实际上非常擅长于有针对性的技术变革。但就低碳能源来说，我们甚至没有真正尝试过。
通往气候安全的道路狭窄。它包括坚持明确的目标，也就是2摄氏度的升温上限。它还包括为每个排放大国成功减排找到切实可行的道路。它需要资金充裕、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努力来开发我们需要的低碳技术。
当政客们上周在联合国会晤之际，他们还没有就如此大胆、需要一代人之久的合作努力做出决定。然而，这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如果上周二的峰会把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推向为人类存活而努力的方向，那么峰会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我们决定这么做，就可以挽救我们的星球和我们自己。2015年将举行关键的谈判，那将是决定性的一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 杰弗里•萨克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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