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众说纷纭，但反腐要达到最终的效果，关键是中央要有定力，按照既定部署坚定不移推进，不为干扰所惑，不为谗谤所惧，摇摆犹豫都最终导致功亏一篑，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作者：田改伟
十八大以后，高压反腐逐渐成为新常态，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纷纷落马。大力反腐举措也促使整个社会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进一步思考，高层反腐决心究竟如何，怎样看待中国的反腐出路和态势？
一、围观反腐很带劲
每到星期五，总有好消息。岐山不露面，大家更期待。中央反腐，全民围观，知识界感触最多。
一是认为，反腐没有退路，否则亡党亡国。随着周永康被立案审查，“中国的反腐决战已经逼近”。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腐败程度加重，最近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连续两年排名80位，形势严峻。
二是认为，反腐成为切入点，为全面深化改革鸣炮开道。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困难，扯也扯不动，扒也扒不开，就是因为周永康等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形成了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邪恶势力。反腐败为改革深化提供了发动机，注入了免疫力。
三是认为，反腐是一场党内政治斗争，目的是为了通过打击政治对手，加强习近平的个人威望。境外媒体尤其喜欢这个调调。
四是认为，反腐开始超越运动形式，倾向法治反腐。
二、腐败何以如此严重？
一是认为，中国改革创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这类观点以经济学界的人居多，如吴敬琏、林毅夫等。认为贪腐横行只能用现行体制为权力寻租活动提供了大量机会来解释。提出只要权力能够“驾驭”市场和干预市场，存在广大的寻租环境，就一定会有腐败猖獗的后果。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的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不断强化，统制经济因素的不断增加，使寻租活动基础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林毅夫认为当前腐败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保护补贴”，从而造成了“寻租空间”，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拉大、腐败增多的原因。
二是认为，腐败主要是“一把手”在专权体制下出现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何增科认为，“一把手”现象本身是和“一把手”专权体制联系在一起。我国现在的政治运行机制，是政治承包制和压力型体制，不断有任务下压。在这样的政治运行机制中，对于“一把手”自上而下的授权是无限的，责任是无边的，什么事都是“一把手”负总责，既然他负总责，就要掌全权。“一把手”对于下属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下属职业发展、职业安全完全由“一把手”掌控，如此官威，哪个下属敢让一把手依法行政？
三是认为，中国腐败根源于中国制度设计中人性假设的错误。中国当前的腐败就源于中国文化缺乏“幽暗意识”，把制度设计建立在不靠谱的人性假设之上，即希望掌权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与净化权力。
三、根治药方何处觅？
知识界最爱出主意，面对反腐，大家纷纷支招。
（一）构建制度体系
首先是改革党内权力机构，有人建议将现行党委“议行合一”的权力分为：决策机关——党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形成监督权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监委会，这样就能在党内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其次是进行干部制度综合改革，尤其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制度和职业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分管制度。综合考虑建立职业政治家任期限制、职务待遇，离职后的就业限制和保障等。依法划分不同领导干部职责的权限，避免职责同步。
再次是实现政策过程民主，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重大事项党委决策要依据决策程序条例。加强对重大决策的事先约束。有些政策制定时，可以由第三方提出政策备选方案，请相对独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后党委再进行决策。
最后是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等个人重大事项公开制度，真公开、大公开。遵循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加快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
（二）实现依法治国
有的人建议，要解决选择性执法，关键是“要推进中立的司法体制的建设，以中立地位保障审判独立。要从宪法上明确党权范围，形成党权清单，同时用宪法法律规范党权行使主体和运用程序；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升直选层级，适当引进竞争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即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设立合宪性审查或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在承认司法必须中立的前提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还有人建议，在没有实现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推进反腐法制化，可以“尽快废除‘双规’‘双定’等强制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非法讯问过程，回归正常的司法侦查与讯问程序。”
还有人认为，在治本问题上只提法治反腐是不够的，社会还存在腐败的风气和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
（三）彻底市场化，压缩“权力寻租”的市场空间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要减少行政许可，制止任意设置行政许可。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而通过规范、公正的中介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中介机构自律去解决；市场机制、中介机构自律解决不了的，即使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问题，也要首先考虑通过事后监督去解决。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要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到“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
其次是要取消各类保护补贴，挤压“权力寻租”的空间重点是要取消当年为了让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企生存而给予的金融补贴以及资源产品的各类变相补贴，打破像电信、交通、银行等一些服务业的垄断。
（四）推动中国走“宪政”
有人分析，当前中国大力反腐，大批官员开始沦为事实上的弱者，陷入普遍的恐惧无法自拔。社会真正形成了追求“宪政”的共识，当前的反腐行动提供了最好的支点。当下中国最可能的就是把强势反腐引导到清理恶政的轨道上，推动“宪政转型”。为此，要推动“特赦划断”，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有选择地特赦划断。对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罪行昭彰的贪官不予特赦，而是依据现行宪法和法律，该怎么清算就怎么清算。对一般贪腐官员，则可以考虑特赦划断，给他们一条出路，让他们交出非法所得之后，能够软着陆，回归社会，不再普遍恐惧，这样就能使中国与未来的法治时代接轨。
四、未来反腐走向何方？
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高压反腐究竟能持续多久？反腐的前景是什么样？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媒体和学者们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类：
（一）认为中国的反腐必将继续深化，未来会由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中共一定要努力闯过这道历史门槛，改变腐败的政治生态。如果现在的腐败政治生态得不到改变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三种恶劣的情形：一是政权逐渐演变成右派专制统治，即经济寡头顺利地转型成为政治寡头。二是政权逐渐演变成民粹主义，即政权失去基本的合法性，老百姓起来造反，再次出现革命性的政权。三是政权演变成右派民粹主义，即寡头政治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类似于今天的乌克兰的情形，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各政党鼓动自己的支持力量，互相恶斗。
（二）认为当前反腐主要是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很多反腐措施实际上在治标的同时也在强化治本，因此，展望未来，反腐问题上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严惩贪腐，有腐必惩，有贪必诉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三）认为反腐败会削弱从政吸引力，最终会不了了之。有人尤其是国外媒体认为，中国反腐削弱了从政的吸引力。表现为不仅去年入党的人数在下降，并且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也大幅下降。认为以前年轻人想进政府部门，主要是因为这些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受贿。因为即使是高层官员工资也相当微薄，但手中却掌握着大权，不久之前，政府工作还能提供很好的福利，但现在“反腐败和政府部门厉行节约的运动降低了人们的兴趣”。
（四）认为中国反腐运动前景难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和政府部门卷入到反腐漩涡之中，虽然人们可以确信底线仍是存在的，但对腐败怀疑的矛头不仅指向之前的领导层，也指向现在的领导层。那么这一切将在何处停止？想必习近平在某个阶段将不得不叫停。否则，这也许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
五、如何看待当前媒体和学界对中国反腐的研究
（一）从当前国内外学者和一些媒体对我国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的思考和研究来看，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首先就是角度太较单一，试图一招鲜。学者大都只是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来分析反腐败问题，并且往往不乏夸大致辞，极力想用“一招鲜”就彻底根治腐败问题，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生态、制度建设等的全面考察和再此基础上的意见建议。
其次就是对我国当前反腐行动的态度，境内境外两重天。不少媒体往往从权力斗争、政治运动、人身依附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反腐行动，明显脱离不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偏见。也有人以落马干部来极力渲染干部队伍的腐败程度，引导社会舆论对当前制度的产生怀疑和否定情绪。
（二）高压反腐新常态
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查处贪污腐败干部，力度和数量都是空前的，持续时间之久也是出人意外。全面深化改革、坚决反对腐败、坚决转变作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三）以法治腐是趋势
用法律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反腐经验和制度法制化，用法制规范党和政府反腐行为、落实和规范社会各界参与反腐的权利，用法制巩固已经取得的反腐成果，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全社会反腐的法治意识，培养反腐防腐的社会文化土壤，形成反腐防腐的长效机制。
（四）关键中央有定力
尽管众说纷纭，但反腐要达到最终的效果，关键是中央要有定力，按照既定部署坚定不移推进，不为干扰所惑，不为谗谤所惧，摇摆犹豫都最终导致功亏一篑，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田改伟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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