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献血不该是“道德买卖”

　　中国是世界上“缺血”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把人口献血率达到10‰作为满足本国临床用血的最低标准。据统计，去年内地人口献血率仅为9.4‰，低于世卫组织的最低标准。因为临床缺血，陕西宝鸡和浙江浦江最近分别出台了“献血领证”和“父母献血子女加分”的地方法规，引发了网络对“义务献血”的热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本地区的无偿献血活动，但地方政府出台“献血领证”和“父母献血子女加分”的政策法规有违《 献血法》所倡导的 “人道主义”、“无偿”、“自愿” 原则。不管是临床缺血，还是促进义务献血都不应该成为地方法规违背《献血法》的理由。

　　《献血法》所规定的 “人道主义”、“无偿”、“自愿” 的原则确立了“义务献血”是公民的社会责任，是公共精神的一部分。义务献血的动员工作应侧重对人的精神启发和道德鼓励，而不是用行政权力来设置“交换标准”或使用“高压政策”，否则会把一个人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变异为“利益”交换。这样的“义务献血”不但不能称之为“自愿”行动，还会给义务献血本身带来道德危机。

　　浦江的“献血加分”规定，消解了义务献血给予公民的荣誉和责任。事实上，当行政力量把“市场原则”运用到“义务献血”这类“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领域”时，催生出来的不是公民责任而是“道德买卖”。 “道德买卖” 后面包含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不仅在“义务献血”的地方法规中有所呈现，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相关条款的制定中也隐约能看见。《献血法》中规定“对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亲属优惠用血”， 就明显带有“功利”诱惑的因素，有悖于“无偿”、“自愿”的原则。

　　据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记载， “对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亲属优惠用血” ，是立法之初由一些人大代表作为推动“无偿”献血的“大招”重点提出的，在全世界也是“中国特色”。极端“功利条款”推动下的中国“义务献血”，人口献血率却仍达不到世卫组织的最低标准，在全世界处于落后位置。

　　在全球义务献血领域落后的国家，却有着世界上对“义务献血”最多的奖励表彰门类，国家卫生主管部门还联合红十字等机构出台过《全国无偿献血奖励办法（2009年修订）》的全国性法规，这样的反差的确值得“义务献血”的法定宣传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反思。

　　为什么国家化大力气推动义务献血却事与愿违？从宏观上看，首先是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并没有厘清“公共原则”与“市场原则”的界限，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道德逻辑”转化为“市场逻辑”，腐蚀了义务献血参与者的公民责任、公共精神和道德优越感，不知不觉中做了“好事”，坏了“人心”。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见义勇为”中，一方面从国家到地方都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发放“见义勇为”奖励抚恤金总额超过1亿人民币，而现实中是老人倒地“扶不起”。所以，中国“缺血”的问题并非中国人“缺德”，而是“义务献血”的社会动员机构“红十字”缺乏“道”，缺乏“公益之道”而多了“经济之法”。

　　反观同宗同族的香港、台湾和澳门，并没有那么多五花八门的表彰与奖励，人口献血率却高达40‰左右，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这一切正好符合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Uri Gneezy）和阿尔多.拉切奇尼（Aldo Rustichini）主持的“捐赠日”试验结果，在公共事务领域，最大化金钱鼓励的结果也不如精神鼓励显著。

　　“义务献血”在中国的“提不起”，除了“市场”与“公益”界限的混淆外，更直接的原因是《献血法》中的诸多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并未真正落实，《献血法》对“义务献血”承诺的 “对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亲属优惠用血” 成了空头支票；《献血法》“鼓励率先献血”的“国家工作人员”在“义务献血者”中比例不到1％，而学生和农民工的比例高达30％以上；《献血法》规定临床用血只需支付成本，其“成本”从来就没有对外公开，即便是社会多年质疑“无偿献血，有偿使用”也无人回应。这些“义务献血”的硬伤，不仅谈不上培育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甚至都达不到“市场原则”的契约精神，按照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关于献血的经典著作《礼物关系》所言，中国的“义务献血”更象是“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这种状况不仅会打击人们的献血意愿，更会使整个社会的道德生活和公共精神变得更加贫瘠。

　　面对中国的“缺血”困境，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如何培育整个社会的公民责任和公共精神，而不是加大行政干预力度。而当下的燃眉之急则是地方政府和红十字会要把《献血法》所规定的“优惠用血”落到实处，把 “国家鼓励国家工作人员”带头献血的法律变成行动，这样的改变能够逐步推动社会公平、公正，从而达到重建政府信用的目标，是中国逐步摘掉“缺血”的帽子，拒绝“道德买卖”的起点。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才让多吉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