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诺奖得主的“工具箱”

　　对于依然彷徨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而言，人们都在等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幕。瑞典皇家科学院13日宣布，将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以表彰他在研究市场力量与调控方面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梯若尔的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处理企业合并或联合，以及如何监管垄断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市场与监管的辩证关系，是很朴实的经济学常识。

　　但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好市场和监管的度---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下，各主权国家却有不同的表现。纯粹的信奉主义者和市场监管并用的现实主义者，甚至形成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之争。最典型的，就是美欧国家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与否。

　　从次贷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经济学家到主权国家，都曾经茫然困惑过。次贷危机后，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一度强烈批评美国监管失序，将美国视为危机的罪魁祸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盟设计了更加紧密监管的财政新约，市场放任还是被批对象。中国拯救经济的4万亿财政计划，则成为危机时刻政府主导救经济的典型案例。有段时间，欧洲诸国纷纷向中国求救，希望中国充裕的资本不要放在购买美国国债的一个篮子里。

　　危机肆虐全球的现实，也使得瑞典皇家科学院更关注现实主义的救经济良方，表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上，往往都是研究应用技术的经济学家获奖。直至2013年危机阴霾看似消散之时，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家才重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青睐。

　　梯若尔荣获这一奖项，也意味着诺贝尔经济学奖进入关注基础经济学理论的新常态。即瑞典皇家科学院更加从容和理性地关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层面，而不是应急药方。

　　正如诺奖委员会秘书托尔斯滕·佩尔松所说：“梯若尔的贡献在于，他给我们一整套工具箱。不仅如此，他还给了我们一份使用手册，说明在哪些市场中使用哪些工具。”

　　这个评价很形象，但不能错解为梯若尔能够为当下不明朗的世界经济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从美欧到中日，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为本国经济的复苏和转型，设计各具特色的宏观政策。有的在去量化宽松，并在规划加息时间表（如美国）；有的正在或将要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去消除通缩风险（如日本和欧元区）；有的在强改革调结构（如中国）...把握好市场与监管的度，各个国家都在努力着。不管梯若尔还是历届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他们均非世界经济的救世主，而是旁观者清的经济学研究者。他们的理论，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实际转化成具体政策予以落实---简言之，缺什么补什么。

　　譬如梯若尔的垄断理论，本身就具有开放性。他一方面认为，“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型企业或单个垄断者控制。如果不受监管，这类市场经常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实际)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政府过度监管则会适得其反。表现在现实市场，各国反垄断法治实践，的确存在着量与度的关系。更何况，主权国家利益化和经济全球化也会产生跨国企业反垄断的争议问题。如中国近期对美欧跨国企业的反垄断，在企业主体认可的情况下，西方政媒反而议论纷纷。因而，梯若尔的垄断理论，是基于市场理想的客观分析，但在利益博弈意识形态化和地缘政治的滋扰下，其理论要变成所谓“普世”实践是很难的。

　　还有就是， 梯若尔关于中国市场化和社会治理的一些理论，原则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实践却是长期的过程。譬如，完善社保制度推动改革，取消商品内部关税及关注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等。他的这些理论在中国正在通过政策设计有序执行或通过改革得以落实。

　　不要神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工具作用，也不要苛责获奖经济学家的理论空泛。确切讲，无论梯若尔还是其他经济学家，他们提供的“工具箱”，能否善用关键要靠使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