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六大消费系改革获取制度红利 并非应急之策

　　假如抑制消费的深层问题得不到解决，财政刺激消费的作用就会是短暂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这已为过去动用过类似政策手段的结果所证明。

　　10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要求重点推进信息消费、促进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体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

　　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三季度GDP数据，GDP同比增长7.3%，较第二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为近6年来新低。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简报》则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7.4%，2015至2016年平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略高于7%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事实和预期前景，引发又一轮中国经济政策可能调整的猜测。在此背景下，推进“六大消费”难免会被解读为遏制经济下行的一次政策安排。但是，若与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惯例相比较，就会发现，推进“六大消费”的出发点不是改善当前的经济数据，而是优化未来的消费环境。

　　如果旨在改善当前经济数据，短期提振消费内需的最有效办法是财政补贴重点消费领域，带动消费的迅速改善，从而保持住GDP增速。但是，假如抑制消费的深层问题得不到解决，财政刺激消费的作用就会是短暂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这已为过去动用过类似政策手段的结果所证明。

　　推进“六大消费”的主观诉求在于抑制消费的结构性弊端。“稳定住房消费”，强调的不是扩大房地产投资，而是放宽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强调的是盘活存量资金和保证正常住房需求；“升级旅游休闲消费”，强调的是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及职工的正常权利；“提升教育文体消费”，强调的是完善民办学校收费政策，这其中也包含对民办学校的认识问题；“鼓励养老健康家政消费”，强调的是民间资本的进入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调整，加之时滞效应，其对消费内需的提振作用难以迅速显现。由此可见，推进“六大消费”不是担心GDP增速放缓的应急之策。

　　当然，推进“六大消费”客观上也会部分产生刺激消费的即时效应。比如，推进信息消费有望带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领域掀起新的投资热潮，促进绿色消费推广节能产品，要求对建设城市停车、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实施一定的财政补贴，这也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什么国务院常务会议列出的是这“六大消费”领域而不是其他？除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空间外，这“六大消费”领域具有一个共性：制约相关产业发展和消费需求的短板是显性存在。就此而言，推进“六大消费”是通过改革获取制度红利的一次具体化表述，这是其与单纯刺激消费的政策手段最大的不同所在。